刚手收到的新锐评论家于仲达评老村新作:

老村新著：穿越历史苦难的精神书写

三年沉寂之后，老村终于郑重推出新著《黑脎》（小说）和《闲人野士》（随笔）。

多少年来，老村时刻背负着精神上的重担，他就像一位老农一样，深情凝望着那片苦难大地上挣扎的人群，苦苦探索着战胜困境的途径。老村写作缘起于对人生苦难的觉悟，缘起于对苦难民众的质朴感情；他的爱憎，他的悲悯，他的批判的展开，一切都源于他对自己作为弱势地位的精神自觉。老村对历史、文化和苦难的在场身份，成就了他的精神高度，他的作品打通土地和生活的联系，自然具有博大深邃的历史感。但是，沉重的历史感也拖累了老村，使他宁肯在泥地里挣扎也不愿意在天空升腾。批判社会，探讨人性善恶，或者探讨作家情感的任务，不是文学的本质。我这并不是反对，不要体察民众，不要去承接屈原和鲁迅的传统。而是这承接不是某一两个层面的承接，而是要在对文学本质作出新的理解后再去继承传统。在《黑脎》里，老村开始有意识建构了一种穿越历史苦难的精神力量。

面对双重困境，当代作家无法提供有效的缓解方式，只能退回到暴力崇拜。中国的现代化革命文学建构在仇恨之上，这种建构已在90年代崩溃，今天如何重新建构？与老村昔日的小说《骚土》、《撒谎》、《怅》和《人外人》等相比，《黑脎》显露了老村创作上的又一次自我超越，写作此小说，经历了一番痛苦的精神蜕度。写完长篇小说《撒谎》后，老村认真反思以前自己的小说，“我想，以后我的小说应该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即该从农民打扫干净的院落，和他们小女儿头上的小花写起，多写写隐藏在麻木与冰冷下的温暖和爱，让文明的温暖、爱的阳光，播撒进同样麻木冰冷的文学。”《黑脎》中的主人公刘载这一人物命运悲惨和凄苦，敏感而自卑，他和《撒谎》中的阿盛一样，都是一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黑脎》除了呈现现实境遇的残酷、物质生活的无限匮乏和个体遭受虐待以外，还向我们呈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那世界里有另一种人，他们是文明人，懂得爱，懂得尊重。老村在写此小说的时候，世界观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老村经历了人的罪恶和痛苦，但是他不再把痛苦作为昭示真理的资本，而是以极其真诚的态度反思、解剖和追问。如何理解、建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他一直所思考的问题。长期的，艰苦的，坚定的，持之以恒的精神操练使他的作品更深厚，更透彻，更明晰，更具有思想冲击力和文化穿透力。某种意义上来说，《黑脎》是一部总结性的小说，融会了《骚土》的苦难、坚韧、博大、厚重、混沌，《撒谎》、《怅》和《人外人》等的批判性视角，又融入了温暖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因素。产生中国乡土困局的原因很多，但责任不能简单地推卸给文明本身。老村认为，“一个不能忍受自己民族缺陷的人，是不会真心实意地与这个民族一起，对其存在的缺陷进行有效而自觉地认识与改造的。” 面对乡土中国的困局，仅仅启蒙式的批判，显然不够；启蒙叙事的传统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就是以单纯的启蒙的角度对现实中的乡土进行纯化、提升和改写，把乡土作为他者来审视，导致了乡土本身的原生的东西被遮蔽。

老村直面乡土中国衰败的现实，亲近生活，深入民间原生态文化艺术。在《黑脎》里，老村想要表达的是对生命的热爱、对生命世界的善意、对生命权利的尊重、对一切生命个体及其痛苦的怜悯。老村的写作一直保留着着强大的历史感，他的写作有着浓厚的厚土意识，而又自觉从启蒙式的观照中走出来，因此小说的丰富性和原生性因此得到了有效的呈现。对于乡土苦难和困局的书写，一直以来就是老村为文的重点。面对这一问题，老村自觉回归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小说主人公刘载生来半个脸是黑痣，天然一副唱黑脎的相貌，外貌凶恶而内里大善。刘载虽然非常穷,但是，他的可贵之处却是，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的情况下，他的精神没被扭曲。刘载承受住了这种痛苦，为了深爱的香芝，坚强地活了下来。后来父亲的谆谆教导，让他真正有了精神上生存下去的勇气。小说结尾刘载和香芝这样苦难中的小人物仍然没有生活在一起，这样的安排显然富有深刻的意蕴。小说中仅有一段描写“黑脎”吼唱的场面，但是，“黑脎”吼唱中的那种悲怆、凄厉、高亢、雄野和嘶声力竭，在我看完书时，让我难以忘怀。这是老村式的精神超越，草根式的精神自我修复。“黑脎”是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的象征，有了这种厚实的文化底蕴的支撑，刘载们就可以继续坚韧而乐观地生存下去。刘载这个奇男子作为秦腔表演的代表，他的遭遇本身是传统中国的文化价值的希望的写照。民间艺术的纯美还会继续产生力量，并会再有美好的历史延续下去。

老村的《《黑脎》》是对“批判理性”和“怀疑主义”的告别，他笔下的主人翁刘载虽然生活在凉薄和苦难的环境里，然而他内心明显有了一种强大的善的力量，而没有被恶所扭曲。

今天，同异域那些优秀的作家相比，我们缺少的不是写作的技术，而是写作的境界。爱与同情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之中的持久匮乏，已经说明了只有善意才可能唤醒善意这样一个常识。当下中国大众审美口味日益严重的粗鄙化倾向，与文学病态的美学趣味有关。

只需稍稍留意一下《羊的门》（李佩甫）、《受活》（阎连科）、《英格利士》（王刚）、《秦腔》（贾平凹）等等当下评论界叫好的作品，我们便会发现，它们那一贯平庸甚至可以说是低俗的境界，依然十分严重。它们对于丑陋、凶恶以及卑鄙等种种人类作为的热衷描写，继续在不知不觉中通过迎合大众的无意识趣味，成为不断降低其欣赏品位与人格素质的罪魁祸首。“批判理性”和“怀疑主义”意识严重透支着我们的现实，它对美好现实的无视加剧了虚无主义情绪的泛滥。这种状况在中国文坛始终处于扩张的趋势之中。

造成书写美和善之方面能力欠缺的原因，这首先与“五四”以来盛行的“批判理性”有关，更重要与转型时期价值重建的艰难有关，失去了一种牢靠的信仰价值体系，人们普遍变得迷茫，虚无主义乘虚而入。不少作家丧失了爱的能力有关，对丑与恶了解得太多，对美和善又探索得太少。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作家也并不是对美和善的价值一无所知，只是由于自认不具备追求美和善的能力，才造成一切美善事物的贬低，其实只是为了遮掩内心真正的虚弱。“批判理性”写作所暗含的敌对及怨恨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损害写作者个体的高贵心性，同时亦难以担当起对大众善之情感的熏陶和培养。它对恶的历史力量的强调，不是基于对善的善意提醒，却是对善的某种彻底反动。此种作为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对恶的认同，而不是对善的肯定。

无牵无挂的文学，从容自在的文学，逍遥神游的文学，为老村所向往，但是，他深知自己的有限性。老村说认为，“他的生存，他与物的关系，最好不要逾越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生存问题等等，仿佛具有一种吸铁石般的引力把他吸引了进去，整整几十年，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老村都在为这些问题所裹挟，他无法把自己从其中抽身出来作审美的关照。收录在散文集《闲人野士》里的文章，前后横跨越14年的时间，主要是老村在告别黄土地进京后生活和思考的记录，这种思考是漫长而珍贵的。而今《黑脎》的诞生，在老村的精神探索历程里，实在很不寻常。

老村，从黄土地的深处走来，一个倔强的老头，一个可亲可敬的长者，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文人。善良的心性，独立的品格，存在的勇气，探索的精神，是文人老村身上鲜明的烙印，凭借这些，就足以把他和无良文人区别开来。老村自谓“文人”，却与众多文人保持距离，所谓名声、地位、学识……这些都不是他所考虑的问题。从文多年，置身体制外，自食其力，出版著作10多部，却不张扬，仍然面对自己的精神难题不放，这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精神足让人敬畏。在我看来，老村是文人中的异类，有着草根朴素的人生情怀，最能体察弱者心灵的作家，试问：这样的“文人”，当代能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