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从徐晋如殴打乞丐说起

    几年前，正在清华大学读研的徐晋如从北京大学从门前走过，其时的徐，一袭长衫风流儒雅，在人群中显得既醒目又扎眼。这时门口一个年轻乞丐拦住徐，向徐讨要。徐没答理，继续往前走。乞丐背后轻声骂了句什么，意思大抵说他穿长衫怎么了。没想到徐的耳朵非常灵敏，听到了此语，一时间大为光火。回头操起乞丐要饭棍，将乞丐当众一顿暴打。徐晋如殴打乞丐的消息，在京城朋友中飞快流传。不平者有之，理解者有之，总之对一贯以有文化良知著称的徐晋如来说，不是什么好新闻。这一时期又看到徐在网上就于丹读《论语》的事儿大发感慨，两件事联系起来，竟然另有一层意趣。

    要我说，其一，此乞丐挨打活该。其二，徐晋如应该忍辱。说乞丐活该是因为他不明白，穿长衫对于徐晋如来说，等于是他个人的文化宣言一样。徐晋如的文化高贵感，由此可见一斑。自然，文化和文化人的尊严这是谁也不能亵渎的，即便你是一个该让整个人类都得去同情的乞丐。众所周知,百年以来，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遭受到的严重摧毁，文化人的生命方式和尊严感也被荡涤贻尽。时至今日，难道徐晋如这样优秀的文化人还得凭白无故的受侮辱不成？何况徐晋如殴打的,此乞丐就是此乞丐，而不是乞丐的整体。如果徐晋如天天扛着棍子，像俺老村家乡的民兵一样，到处找乞丐去打，哪绝对就是他的不是了。说徐晋如应该忍辱，是因为不该动那么大的火气。他乞丐一句脏话，咱文化就不高贵了？我想不是的。尽管孔夫子也有生气的时候，但动气归动气，不该使粗。一句话，打人合情但不合理。

    再说被徐晋如反感的讲《论语》的于丹。第一次看到她，是去年十月长假。我回到家乡,正与几个农民伙伴坐土炕上聊天。电视开着，这时于丹出来了，目光温和，打着花哨的手势，讲得深入浅出。几个农民伙伴亦听得津津有味。当时我就赞叹，啊呀，这小妮子成精了！其后没过多久，于丹在京城果然大受欢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倒要劝一劝徐晋如先生。关于于丹，你就把她当成俺老村这个——工人农民阶层的好儿女得了。她讲的那部《论语》,就是给俺老百姓听的。这样的普及，应该没大问题。有小错也不当紧。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普及教育，老百姓不晓得传统文化是咋回事儿，文化人的长衫是咋回事儿，难道——你还想让我们老百姓中的沦落入乞丐阶层的个别家伙堵在你的校门口骂你吗？

    徐晋如学问渊博，尤其擅长古典诗词的写作。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当今文化人所写的古体诗里，一个他，一个我的家乡人，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都达到令我羡慕不已的高级和优美。这样说大概算拍马。拍就拍吧，反正古体诗没人看。再继续说,徐晋如棒打乞丐，尽管一时间成为朋友的病诟。但我一直不反感不说，反倒成了乐意将徐晋如引为朋友的缘由。什么叫做性情中人？这就是性情中人！我向所有有性情的人致敬！

    这里顺便提说起王蒙人代会上批评刘翔，他的本意大概是提醒国人，在奥运会到来之前懂一些文化，知一些教养，以免到时候出丑。这出发点无疑是对的。但在我看来，他没有抓住我们存在于体育问题上的核心问题。我们的体育一直存在官办体育的问题。在这里,大家被压抑的性情一直很难舒展。足球如此，田径如此，棋类也是如此。比赛只有完全公开的现场，没有完全公开的后场，以及完全公开的运动员、教练员及个人。这种官办体育的弊病,已严重影响到体育事业的发展。在这个大前提下，只要涉及体育，我个人认为，尊重体育的自身规律，让国人(自然包括运动员)在其中开放身心，展现自我，这是大趋势。在这个趋势里，教养是必要的，然性情更可贵。我强烈期望，国人应该把奥运会办成一次中华民族舒展性情，放松精神，自由欢乐的奥运会。不要办成老气横秋的，处处掂量的，官模官样的奥运会。王蒙自己原来文学部门那屁屎多少年来一直没擦干净，却跑到体育这一块儿，觉得自己是个有教养的人了，大言不惭地说三道四，你自己不羞愧吗？运动员应该有教养，这该体育部门的文化官员来管，别以为就自己有文化。——自然，我这句的深意，也是告诉我的朋友徐晋如，让我们多相信点别人，多看好点别人，只要没大错，我们都该让他（她）自由的有尊严的存在着，快活地表达着。至于王蒙其人，他的发言主体倾向就是错误的。这种人，和北大门前那位自以为讨要就有理(王蒙是自以为讲话就出名,就有身份)的乞丐一样，即便你徐晋如和韩寒一起，抡起棍子给他几下，让这个老糊涂了的老作家清醒清醒，这不会有错。让他也知道知道什么叫疼在自己身体的疼，什么是自己脸上的脸,和自己心里的心！

    性情，其实就是人心啊，你让获奖那一刻的刘翔这样那样，你还有人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