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这类生命教育很有市场，不仅小学在搞，中学在搞，连大学都在搞。在我编辑的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澳洲少女的眼泪折射了什么》的文章，作者系本地一所著名中学的语文老师。他在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时，设计了一个心理游戏：写下对你而言最重要的五个事物（可以是人、东西或者需求、心愿等），然后一样样进行放弃，看看最后留下什么。结果发现，中国学生在游戏中异常活跃，而澳洲少女在课外则哭成一团。为什么？因为她们没法在God（上帝）和frind（朋友），God（上帝）和parents（父母）之间作出抉择，只能用眼泪表达她们内心的痛苦和不舍。

    类似的活动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也曾搞过，心理学老师胡建兵给100多名学生开了一堂心理游戏课：每名同学在白纸上写下对自己最重要的五个人的名字，然后因为一次意外，失去了其中一位，在纸上划去一位，然后是划去第二位，最后剩下父母。

    缺乏生命教育应该说是当今中国教育的一大弊病，是到了补上这一课的时候了。老师们试图用此种方式刺激学生日渐麻木的心灵，唤起他们的生命意识和感恩之心。殊不知，动机虽好，可由于方式不当，结果却南辕北辙。

    就以杭州某小学的此次主题班会为例，在生死抉择中，近1／4的孩子没有选择让妈妈活下来，这就是说，这部分学生选择了自己活，而这一结果恰恰是设计者不愿看到的。按照我们传统的伦理观，学生应该选择让妈妈活下来，标准答案也是这样。否则，学生就是自私的，是缺乏感恩心的表现。

    这里，老师们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即以亲疏远近、贵贱高低来区分生命维度，硬是将生命等级化，这恰恰是不懂得敬畏生命所致。其实，从本原意义上来说，生命都是同质、平等的，凡是生命都值得敬畏。创立了敬畏生命伦理学的施韦泽曾说：“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他认为，所谓伦理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道德准则，它要求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这里的关键在于，生命是伦理的基础，伦理比无私更高；无论为己为人，都不能成为伤害和毁灭生命的理由。同样，在生死关头，父母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都值得敬畏和珍惜，任何以假想方式要求学生作出抉择的教育方式，只会误导学生的生命价值观，结果只能培养学生的狠心而不是不忍之心。

    澳洲少女为什么会哭？就因为她们有不忍之心即恻隐之心，对她们来说，不论是朋友还是父母甚至上帝，他们的生命都是不可剥夺的，是无价的。她们在中国式的考题中交白卷，恰恰证明了她们有着健全的生命伦理观，从中也可知她们那儿的生命教育是正确的。而反观同一课堂中中国学生的积极表现，不难发现，他们并不懂得敬畏生命，其生命伦理观多少有些病态。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教育方式错了。

    由此看来，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首先要对教育者进行生命启蒙。眼下最要紧的是让教师确立敬畏生命的伦理观，然后再去向学生普及有关常识，拒绝自以为是的残忍的生命教育方式。

出处：中国青年报 2007-10-11 王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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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中国青年报 时间:2007-10-09

澳洲少女的眼泪折射了什么

 几个月过去了，那些澳洲少女的抽泣声不时还在我的耳边低低回响，她们晶莹的泪花时常还在我的眼前颤颤闪现。

    那些天，学校接待了澳大利亚云顿市教育代表团为期一周的来访，根据学校的安排，由我为澳洲学生上一堂语文课。为了增强活动性，我选择了毕淑敏的《我的五样》作为一堂活动课。16名澳洲学生那天插入我班听课。

    开场白后，我先叫学生如实地盘点出各自生命中最宝贵的五样东西，然后叫他们将这“五样”认真地写在我预先印发给他们的表上，并要求说出之所以选择这“五样”的个中原因；然后再限令他们逐次划掉“五样”中的四样，只准留下其中的一样，同时也要求他们能阐明之所以如此取舍的缘由。

由于这堂课主要还是为澳洲学生准备，所以课堂上我多次邀请、鼓励澳洲的学生来参与讨论。然而，这些第一天见面就显得活泼外向的“小外”当时却都不愿发言。我猜测也许是澳洲的教育质量不及我们吧（这有我国学生在各类世界奥林匹克竞赛中的骄人成绩为证），因此只能将发言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让给了那些非常踊跃的本班学生。由于本班学生的积极参与，课堂气氛很热烈。下课铃响后，我还是比较满意于自己的课堂教学，前来观摩的领导和同事也都啧啧称赞我班学生的“为国争光”。

    我得意地走回办公室，尚未坐定，班中的一群女生就一窝蜂似地拥了进来，说是几个澳洲女生不知为何都在哭了，要我赶快回教室一看。我很是一惊，生怕是自己不经意间的课堂语言伤害了她们。我匆匆赶回了教室。

    几名澳洲女生正围在一起抽泣，中间一位已哭出了声；那几位澳洲男生也立在一旁，默不作声。我赶紧询问原因，费了好大的周折，才知道原来是刚才舍四留一的最后抉择中，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患了大难：有的在“God（上帝）”和“friend（朋友）”这两样中苦闷了，有的在“God”和“parents（父母）”之间痛苦着……那位哭出声来的女孩就是为了“God”而割舍了“family（家）”，而课后又为自己没了“family”而正痛苦不已。

    好在有随团的澳洲老师对症下药的劝慰，这些纯情的孩子的情绪最终稳定下来了。
    事情虽已过去好几个月。然而，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冲淡此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反，由此滋生的心灵震撼却与日俱增——

我为国外信仰教育的卓有成效而深深叹服！

不管是唯物还是唯心，至少这“God”已不仅大写在纸上，而且已真正大写在他们的心中——至高无上、无可取代。当我们的孩子在课堂上侃侃而谈，阐述自己舍弃“父母”留下“朋友”之类的理由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已在为各自大同小异的痛苦抉择而黯然伤神。

    欢送澳洲客人的茶话会上，一位叫安德鲁的澳洲教师夸我们中国的孩子“很乖”，不像他们的孩子那么“不听话”。然而，令我深有感触的是——他们的孩子很有信仰，不像我们的孩子那么目空一切——在舍四留一的抉择游戏中，不要说那飘渺的“上帝”，就是挚爱他们的活生生的父母，又有几个能幸免于“难”？

    犹记98年“战胜脆弱”的高考作文，不是有许多考生都写了自己在父或母甚至是父和母早亡的情况下的拚搏历程吗？——而彼时彼刻，他们的父或母甚至是父母一起却正守望在考场之外为他们的“龙”或“风”虔诚地祈祷着呢。

    我没有出过国门，但我也坚信国外的月亮不会比我们的圆多少。然而，这回的亲历，却使我深信——他们的信仰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确确实实比我们要来得行之有效。而这回的亲历，又使我对以下报导的真实性不再怀疑。

    据说，龙永图一次在瑞士一公园上厕所，走出洗手间时，有位妇女请求他再进去看一下，说她七岁的儿子进去很长时间了却还没有出来。龙进去一看，一个小男孩正满头大汗地在修马桶。原来男孩小便后发现马桶坏了，但规则意识告诉他不冲洗是不能走的，于是他就力不从心地修起了马桶。龙因此大为感叹——遵守公共规则和道德的意识竟在这样小的孩子心里扎了根！

    在目前的中国，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落到实处的德育途径应该比报道他们的德育成果更为务实。而作为德育主阵地的学校，不知在新课改中已增设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德育途径。

2007年3月30日    上虞市春晖中学 金相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