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天津市南开区一居民楼内发生了一起犯罪嫌疑人持刀挟持一名6岁男童，并向其家长索要5000元钱的恶性事件。快速赶到的警方与挟持人经过40多分钟的谈判周旋后，人质被救下，作案男子也被警察抓获。
让警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名叫刘强（化名）的作案者竟是一名毕业于某名牌高校3年的毕业生。
挟持儿童是因为失业一个多月的他，口袋里只剩下22元钱，房租也已经欠了一个多月。让办案警察感到痛惜的同时，刘强对法律的无知也让警察们非常惊讶。在看守所里，刘强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严重犯罪，还幻想着过几天就能出去。
到底是什么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送进了看守所？
1999年，刘强从河北农村考入南方某大学药学专业。他一时成了家乡的骄傲，因为那个村子少有大学生。但是，因为父母身体不好，家里一直不富裕，刘强上大学的学费和住宿费，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
到了大学，刘强看到有的同学花钱非常大方，再看自己花着家里借来的钱，心里很不平衡。因为总还不上债，债主有时会到家里要钱。刘强一想到父母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还因为自己受委屈，心里很难过。大一下学期，他提出退学，想去打工挣钱让父母过上好日子。经过学校老师和家人的劝说，他才平静下来。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申请过助学贷款，也通过勤工俭学解决自己的生活费。送一袋牛奶一毛钱，他坚持过一个学期。
毕业后，通过应聘，刘强来到天津一家很有名的制药集团从事产品研发。这家企业看中高学历，对博士、硕士开的价码很高，相比之下，本科生待遇不算高。刘强当时每月1400元工资，公司提供宿舍。其实这些工资加上其他福利，一个人生活不成问题。但他总想着多挣一些钱寄回家，因为出嫁的妹妹离了婚，身体也落下了病，家里更困难了。刘强认为，自己在这家人才济济的企业提薪提职无望，干了一年多，便辞职了。
因为是学药学的，也知道药品销售利润很大，刘强来到浙江，应聘一家医药企业的医药代表，他说做这行一是想挣钱，二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但由于不太善于和人打交道，也非常看不惯医生吃回扣的现象，他的业绩一直不佳。干了一年多，刘强决定回到天津，因为他硕士毕业的女朋友在天津工作。
虽然很清楚自己有点木讷的性格不适合做销售，但看到医药领域确实有人赚到了钱，他和自己较上劲了：“别人能干好，我也能干好。”回到天津后，他又做了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他也试图改变自己，但是一想到给医生的回扣，会高价转嫁到病人身上，也包括自己疾病缠身的父母时，就拿不出手。为此，他还被同事称为“铁公鸡”。4个月后，他没有通过转正被辞退了。
他此时又一次认识到自己的个性不适合做销售，准备找一份研发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给一名本科生的工资都较低，而他的目标是月薪2000元以上。他给自己看得上的企业寄材料，但结果都音信皆无。没办法，他又应聘到一家公司推销化工产品，但是结果一样，3个月后他又被辞退了。
在失业的一个月里，他在3人合租的房子里翻阅报纸找工作，但找的还是月薪2000元以上的；到市场上看过苹果的价格，想把家乡的苹果弄到天津来卖，目标也是如何一下子赚几千块钱。当他口袋里的钱只剩下几十块钱时，还是如此。
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些部门为创业者提供小额贷款，想到自己在这个城市虽然有户口，但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就觉得与己无关，并在潜意识里认为，那些贷款是提供给低学历、低收入的市民，不是自己这样的大学毕业生。
想到工作3年过得还不如大学时好，想到自从离开那家制药集团后就再也没有能力给家里寄钱，刘强非常失落。思来想去了好几天，刘强突然想到现在城市家庭都是一个小孩，家长舍得给孩子拿钱，而且小孩好对付。于是，他买来绳子，找出一把刀，开始在附近转悠找目标。他想好了找小孩家长要5000元钱，甚至想如果人家给少点儿也行，就用这几千块钱先把欠的房租交上，再给家里寄些钱。
10月4日作案后，发现小孩家长报案后，他又把价码提高到1万元，并要挟警方准备一辆汽车让他走，否则与小孩同归于尽。
“我干事情不踏实，好高骛远，太急于赚钱了。”在看守所里，刘强这样总结自己走到这一步的原因。
当有人问刘强：“你口袋里快没钱的时候，怎么不和女朋友说说，或找以前的同事借点？”他的回答是：“怕女朋友伤心。另外，自己干得不好，找朋友借钱没面子。”等待刘强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如果换一种人生态度
刘强犯罪的原因是像他自己总结的“干事情不踏实，好高骛远，太急于赚钱了”吗？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全是。采访他之后，总觉得他很多个成长环节是可以改变的，或者说换一种人生态度，都不至于此。
到制药集团工作，与硕士、博士比起来工资低，刘强接受不了。但他如果想想企业给予报酬，是看一个人的贡献，看看自己给企业做了什么，也许就心态平衡了。
看到药品推销利润高，去做医药代表，第一次失败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做这行，但还是以“别人能干好，我也要干好”鼓励自己干下去。如果第一次失败后就快速转行，结果不会三次失败。
关键一点，上大学时，他可以送牛奶，一毛一毛地赚钱，毕业后，无论到了口袋多么紧张的时候，他依旧坚持自己的“底线”：要月薪2000元以上的工作。这其中当然有给家里寄钱、想结婚买房等因素，但也存在脱离社会实际，把自己大学毕业的身份定位得过高的问题。
当他决定作案时，只是幻想钱到手后怎么用，假如稍微设想一下法律后果，也许就能说服自己不去实施违法行为。连办案民警都奇怪，刘强的法律意识竟如此淡漠和缺乏。
刘强是个个案，但他成长路上的各个环节所出现的问题，值得当代青年人警惕。
出处：中国青年报 2006-10-18李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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