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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时代周刊封面：邓中翰和他的中国芯（续）
(2006-03-27 06:00:27)| 分类： 大学生活与成功人士案例 |
IT时代周刊封面：邓中翰和他的中国芯（续）
不和英特尔玩
周光召说服邓中翰后，将其介绍给当时的国家信息产业部曲维枝副部长，落实具体事宜。邓中翰向曲部长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要做核心技术，必须一开始就要抓住市场的突破口。技术是随着市场发展的，只有找准市场定位，才能找准技术方向。
中国的集成电路以前总是跟别人做同样的东西，比如说CPU，老想着取代别人。但跟踪意味着永远都处于产业的弱势。为什么一定要和CPU中的英特尔、内存芯片中的三星这些巨头硬碰硬呢？如果结合新应用开拓出一系列别人还没有的技术，那自然就是老大。
而且以前中国的很多芯片项目都是立足本国的，而芯片产业是全球化的产业，没办法分层，不可能做成中国的或是美国的芯片。放眼望去，世界上成功的芯片公司都是全球化的。这意味着，从技术产品的切入、策略合作伙伴的选择、产品的销售、行业标准以及核心竞争力等各方面，芯片的商业模式从第一天开始就注定了要进入全球的产业链。
“你要吃饭的话，只能去附近几家中的一家，不可能为了一顿饭跑到美国去。所以服务业一定是本土化的，但是没有人会只买本地的芯片，本土化服务和技术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从技术而言必须是全球统一，就像微软的操作系统必须全球统一一样。”张辉以幽默的方式说明这个问题。
邓中翰提出在数字多媒体领域可以大有可为，当时这个领域相对较新，一些大企业重视不够。而且由于当时以英特尔为代表的大部分芯片设计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的冯-诺依曼的运算方式，处理数据时能耗很大，并不适合对功耗要求很高的多媒体领域。既然没人注意、也没人做得好，这里自然适合去填补空白。
应该说邓中翰在当时选择多媒体芯片领域作为突破口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在1999年手机的功能还很土的时候，他就提出手机肯定会提供相机、视频等功能。但当时谁也说不准未来究竟会怎样，还是有些冒险。但邓中翰想的是：不冒险，又怎么有机会？
具体的产品在公司成立之前就已经酝酿好了。英特尔前高级副总裁，退休后投身风险基金的摩尔-戴维-道曾跟邓中翰提起：PC摄像头肯定会成为趋势，英特尔甚至在1999年在美国开始卖英特尔品牌的PC摄像头，这也是英特尔唯一直接出售的终端产品。虽然英特尔的战略眼光很对，但是其芯片的架构不适合做这种多媒体处理所需要的低功耗、低振幅的芯片。因此摩尔建议中星微从PC摄像头切入多媒体芯片领域。
信产部成了VC
当团队们在一起讨论选择以何种方式做芯片时，一下子就达成共识：Fabless(无工厂)，只做芯片设计，相对容易启动。虽然当时国内没有先进的芯片制造商，但可以拿到台湾制造。
芯片的商业模式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对比较成熟。芯片技术可以分为“设计”和“制造”两大部分，前者是指芯片的设计技术，后者是指芯片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条芯片制造的生产线投资动辄就是十几亿美金，而芯片设计的投资则要小好几个量级。
以英特尔为代表的IDM(整合型元器件制造商)，就是将芯片的设计和制造结合在一起，规模巨大，CPU和内存芯片等都是以IDM为主。伴随着新应用，后来逐步衍生出一系列新类型的芯片，如手机、数码相机中的芯片。为适应这类芯片变化多、应用广泛的特点，Fabless的模式应运而生，这种模式的芯片企业基本就是纯粹做设计，然后将设计出来的芯片委托代工厂流片、测试和封装，最后制成正式产品。
企业的商业模式已然选定，但最终能做到多好，大家心里还是没底。毕竟当时中国半导体产业在专业人才、经验、技术等方面还非常落后，而中星微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整个产业环境的制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是一腔热血就回来了。”张辉说。
这时候，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如何才能把国家意志和企业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信产部而言，国家对产业布局自有考虑。中国向往硅谷的技术，但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模式的创新，这其中包括技术转换模式、技术管理模式。信产部也想抛开以往那种不成功的，以科研单位为主的模式，而在企业平台之上来发展。考虑、商量再三，最后大家达成一致：以信产部电子发展基金的1000万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以风险投资的形式进入；而邓等4人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入股。
为了便于公司管理，在与有关部门沟通时邓中翰明确提出：“这公司要由我做董事长。”他的想法与信产部不谋而合，信产部也希望由他们来挑大梁。最终信产部只扮演了风险投资人的角色，并不干涉企业的日常运营。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中星微又进行了3轮融资。据当时信产部中星微项目的直接执行人，现盈富泰克创投(信产部为了管理所投资的基金后来专门设立的公司) 总经理刘廷儒透露：“虽然我们开始占了相当大的股权，但是在中星微以后的融资过程中，新引进的投资者所稀释的都是我们的股权，管理层的股权并没有动。这样就保持了对管理层的激励。”
因此到IPO之前，信产部的股份只占10.9%，而中星微的管理层依然保持在34.2%。在IPO后，信产部出售了手中握有的10%的股票，收回了10倍于当初的投资。目前中星微的管理层持股25.5%，员工持股20%左右，其他的则为新老投资者。
第三章 痛并快乐着
1999年10月1日下午，邓中翰和张辉、杨晓东及金兆玮4个人出现在长城上。带着上午观看50周年国庆大典的兴奋，他们在这里誓师。在一张后来被广为传播的照片上，当其他3位创始人都在做出类似于胜利的手势时，邓中翰却手臂交叉、心事重重。
邓中翰在当时的那一瞬间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用大家在SUN、IBM、朗讯这些公司学到的东西，把芯片这个中国落后了几十年的产业推动起来。但是他明白在这条路上，不知道要碰到多少困难。
硅谷博士的冻疮
1999年10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北土城西路103号，在一栋破旧的两层楼中一间100多平米的仓库里，中星微开张了。
但在此之前，4位年轻人已经先行领教了水土不服。为什么注册公司得先有办公地点，招聘的清华毕业生还需要北京户口。想不明白的他们就去找时任北京市科委主任范伯元。当他们整齐划一地穿着深黑色西装和白衬衣出现在范伯元的办公室时，范伯元心里暗笑，“怎么就像新姑爷一样，看上去真傻。”
在知道他们就是中星微的董事长邓中翰、首席技术官杨晓东、副总裁张辉、副总裁金兆玮后，范伯元不禁为这些满腔热情，对国内情况一点儿都不熟悉的“海归”担心。而且当时的杨晓东由于出国时年龄太小，连中文都讲不好，他们能办好中星微吗？
但中星微就这样开始了中国自主芯片产业的创新之旅。
1999年冬天，仓库里暖气不足，而且下班后暖气就停了。但因刚创业，大家需要经常加班，从没在北方待过的浙江人张辉手冻裂了，还在不断地咳嗽。
“我是想省钱”，邓中翰说，他想的是只要能把第一年的冬天克服过去，就可能度过第二年、第三年的冬天，也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张辉自己倒没觉得怎么样。但邓中翰却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想到一个从硅谷回来的博士，一个曾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科研人员，却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做事。直到今天，提起此事，邓的眼睛每每还会湿润。
但到2001年底，有一个问题让中星微必须面对了：账上只剩下100多万元了。创业公司在发展初期最害怕的资金断流出现了。
当时有3个选择：一是把公司的技术、产品卖掉来套现，中星微当然不能把自己的中国芯——“星光一号”卖掉；二是进一步融资，但此时融资会非常吃亏，对老股东和持股的员工不公平，何况马上就要进入量产的阶段，可以收货款了；三是贷款，但类似于中星微这样接受风投的创新型公司的可信度不高，银行不愿轻易给予贷款，而且周期很长。
经过反复讨论和权衡后，核心团队选择了贷款。公司并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给银行，于是4位创始人用他们个人的存款、房产和股票与银行签订了个人抵押贷款合约，贷到了300万美元。在签完“卖身契”的那一瞬间，这4位创始人更加感觉到自己和中星微血肉相连。
相形之下，中星微在研发方面遇到的问题倒不是那么突出。
最大的困难：人才匮乏
对于这群满腔创业激情的年轻人来说，创业中最大的困难当属人才匮乏。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
当时国内人才、资讯、产业的基础环境等各种相应的资源都没有，成熟的IC设计公司缺乏，几乎找不到有经验的IC设计人才。而多媒体芯片开发对研发队伍的完整性要求更高，软件、硬件、音频、视频、算法、架构等各方面的人才都要有。“当时就我们几个人，什么都干，很艰苦。”杨晓东回忆当初时说。
纯粹找硅谷有经验的人才并不现实，最可取的还是在国内招“可培养”的人才，然后再找海外回来的有经验的人来带。在用尽了各种手段后，1999年底，中星微很幸运地招了15个人。他们中有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还有在研究所、实验室或国企中做过几年的。此后，核心团队又马上杀回硅谷招兵买马。
中星微就这样形成了固有招聘模式。在此后招聘的过程中，他们基本上都保持着海归10%、国内90%的比例。几年前招收的清华、北大、北航等学校的毕业生，现在已经有一大批成长为中星微的中坚力量。
林云生是中星微的第9位员工。当邓中翰找到他时，这位清华精密仪器系的学士、人大经济系的硕士也看到了他们那种简陋的物质条件。但是之前在中关村管委会工作的他看惯了很多高科技公司的起步，知道只要路子对，公司就会发展起来。
此前的工作经历让林云生对高科技产业看得很清楚，他认为集成电路这个行业很有发展前景，尤其是中国很薄弱的芯片设计方面。1999年11月，林云生正式加盟中星微，现在他已是中星微企业发展部的副总经理。
为了帮助中星微解决人才问题，2000年11月，北京市政府投资800万元人民币，在清华建立了清华——中星微集成电路设计研发中心。邓中翰亲自到清华教课，培养学生。这个研发中心为中星微输送了很多人才，有些已经成为骨干。
到2000年底，中星微已经有了四五十人，2001年超过百人，现在则有400多人。对此，邓中翰依然认为人才问题远未得到解决，但这并不妨碍中星微的快速成长。
索尼的认可
2001年3月11日，“星光一号”研发成功，这是中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级超大规模的数字多媒体芯片，中星微的产品结束了“中国硅谷”中关村无硅的历史。2001年5月，“星光一号”实现产业化。
此前PC摄像头都采用多芯片，还要有独立的电源，各种卡，图像质量又差。中星微采用单芯片设计，以很低的功耗实现了USB供电，从而驱动摄像头来做实时的音像处理，一下子将系统的低成本、低功耗和高性能提到了一个新水平。
由于产品的特殊性，中星微并不直接面对消费者，而是要将芯片卖给PC摄像头的生产厂商。当中星微刚开始找到那些国际大厂商时，人家都表示怀疑：中国还有芯片吗？无奈之下，公司决定将硅谷分公司的地址写在名片上，说自己是硅谷公司，这样才有了一些机会。
好在多媒体芯片领域是新兴领域，并没有突出的领导者，再加之芯片本身是一种“产品为王”的行业。在经历了起初的一系列艰难后，性能优异、集成度高、能耗低、传输速度快的“星光一号”终于被三星、飞利浦等国际品牌采用，成为第一块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
但是“星光”系列被国际市场普遍接受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2001年夏，想乘胜追击的中星微想到了索尼。
甫一见面，刚说完自己是从北京来的，想卖图像处理等方面的芯片，索尼的一位主管就说：“我们索尼有几千种这样的产品，几百个这样的专利，我们索尼是这项技术的鼻祖。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的展览和产品，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听你推销产品，我们还有其他会议。”本来约好了一个小时的见面，最终只谈了5分钟。
作为一家还不怎么挣钱的小公司，在付了整个团队的飞机票、酒店等一系列的代价后跑到日本，结果5分钟就被别人打发了。出门时，邓中翰对张辉说：“I will be back！”这是当时正热映的《终结者》中的台词。
回国后，邓中翰将这段经历讲给全公司的人，说：“我们一定要打进索尼！”4年之后的2005年夏天，索尼新一代笔记本电脑上的摄像头，已经跳动着“星光5号”。
现在罗技、创新科技、索尼等都已是中星微PC摄像头芯片的大客户，斯普伦特(Sprint)等是中星微移动芯片的客户，中星微在计算机图像处理芯片市场上以60%的市场份额绝对领先。
神话背后的中星微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大奖”……2005年无数的荣誉扑面而来，让本来处在终端用户视线之外、埋头做技术的中星微变成了耀眼的公众公司。
60%的市场份额,7大类、500多项技术专利给对手所设置的极高的进入门槛，上市又赢得了更多的资源——中星微在多媒体芯片领域绝对领导者的地位看上去牢不可破。
“对我们企业而言，芯片就像微软或者英特尔一样，要么做第一，要么挣不到钱，所以我们的雄心是统一天下，拿到100%的市场份额。”与外界的浮躁相比，邓中翰无疑是冷静的。
从英特尔和AMD这些年来不知疲倦的争斗中，普通人都能感受到芯片领域中那无时无刻存在的巨大压力。邓中翰认为能够感觉到的威胁来自于一些巨型的公司，像飞利浦、三星、索尼。“这些公司下面的某个部门在做什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他们技术、渠道都不成问题。虽然中星微的那么多专利横在前面，但是如果别人换一种体系架构或是其他新的东西呢？”
除了来自竞争对手可能的威胁外，中星微再向下发展面临的还是自己，同时也是中国芯片产业多年发展，一直以来困扰的问题：人才。芯片设计是一门很专业、很高精的学问，而芯片研发又比较枯燥，需要长达一两年做同一件事情。现在社会普遍变得越来越浮躁，那种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做事的人越来越难找。另一方面，留学回国人员也很难招，毕竟中星微在工资等各方面都不如跨国公司。
中星微的成功之路还能走多远？中星微目前的成功对中国整个芯片业的发展有多少借鉴意义？
中星微2005年预计销售额将达到8000万至1亿美元，从规模来看，目前中星微所处的多媒体领域，在整个产业中还是极小的一块。而且毕竟CPU还是目前的战略制高点。从芯片的产业链来看，分为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设计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中星微应该说的确是在数字多媒体领域杀出了一条血路，但这只是一个点的成功，要延伸到面并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虽然中星微前途难料，而且它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芯片产业的成功，但是中星微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技术的领先。与那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中国芯”不同，中星微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信产部参与投资的企业，利用硅谷模式创业，不靠在国家身上，一开始就坚持全球化，最终走向国际金融市场，这也许才是中星微给中国信息产业留下的最大启示。
周光召说服邓中翰后，将其介绍给当时的国家信息产业部曲维枝副部长，落实具体事宜。邓中翰向曲部长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要做核心技术，必须一开始就要抓住市场的突破口。技术是随着市场发展的，只有找准市场定位，才能找准技术方向。
中国的集成电路以前总是跟别人做同样的东西，比如说CPU，老想着取代别人。但跟踪意味着永远都处于产业的弱势。为什么一定要和CPU中的英特尔、内存芯片中的三星这些巨头硬碰硬呢？如果结合新应用开拓出一系列别人还没有的技术，那自然就是老大。
而且以前中国的很多芯片项目都是立足本国的，而芯片产业是全球化的产业，没办法分层，不可能做成中国的或是美国的芯片。放眼望去，世界上成功的芯片公司都是全球化的。这意味着，从技术产品的切入、策略合作伙伴的选择、产品的销售、行业标准以及核心竞争力等各方面，芯片的商业模式从第一天开始就注定了要进入全球的产业链。
“你要吃饭的话，只能去附近几家中的一家，不可能为了一顿饭跑到美国去。所以服务业一定是本土化的，但是没有人会只买本地的芯片，本土化服务和技术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从技术而言必须是全球统一，就像微软的操作系统必须全球统一一样。”张辉以幽默的方式说明这个问题。
邓中翰提出在数字多媒体领域可以大有可为，当时这个领域相对较新，一些大企业重视不够。而且由于当时以英特尔为代表的大部分芯片设计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的冯-诺依曼的运算方式，处理数据时能耗很大，并不适合对功耗要求很高的多媒体领域。既然没人注意、也没人做得好，这里自然适合去填补空白。
应该说邓中翰在当时选择多媒体芯片领域作为突破口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在1999年手机的功能还很土的时候，他就提出手机肯定会提供相机、视频等功能。但当时谁也说不准未来究竟会怎样，还是有些冒险。但邓中翰想的是：不冒险，又怎么有机会？
具体的产品在公司成立之前就已经酝酿好了。英特尔前高级副总裁，退休后投身风险基金的摩尔-戴维-道曾跟邓中翰提起：PC摄像头肯定会成为趋势，英特尔甚至在1999年在美国开始卖英特尔品牌的PC摄像头，这也是英特尔唯一直接出售的终端产品。虽然英特尔的战略眼光很对，但是其芯片的架构不适合做这种多媒体处理所需要的低功耗、低振幅的芯片。因此摩尔建议中星微从PC摄像头切入多媒体芯片领域。
信产部成了VC
当团队们在一起讨论选择以何种方式做芯片时，一下子就达成共识：Fabless(无工厂)，只做芯片设计，相对容易启动。虽然当时国内没有先进的芯片制造商，但可以拿到台湾制造。
芯片的商业模式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对比较成熟。芯片技术可以分为“设计”和“制造”两大部分，前者是指芯片的设计技术，后者是指芯片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条芯片制造的生产线投资动辄就是十几亿美金，而芯片设计的投资则要小好几个量级。
以英特尔为代表的IDM(整合型元器件制造商)，就是将芯片的设计和制造结合在一起，规模巨大，CPU和内存芯片等都是以IDM为主。伴随着新应用，后来逐步衍生出一系列新类型的芯片，如手机、数码相机中的芯片。为适应这类芯片变化多、应用广泛的特点，Fabless的模式应运而生，这种模式的芯片企业基本就是纯粹做设计，然后将设计出来的芯片委托代工厂流片、测试和封装，最后制成正式产品。
企业的商业模式已然选定，但最终能做到多好，大家心里还是没底。毕竟当时中国半导体产业在专业人才、经验、技术等方面还非常落后，而中星微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整个产业环境的制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是一腔热血就回来了。”张辉说。
这时候，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如何才能把国家意志和企业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信产部而言，国家对产业布局自有考虑。中国向往硅谷的技术，但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模式的创新，这其中包括技术转换模式、技术管理模式。信产部也想抛开以往那种不成功的，以科研单位为主的模式，而在企业平台之上来发展。考虑、商量再三，最后大家达成一致：以信产部电子发展基金的1000万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以风险投资的形式进入；而邓等4人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入股。
为了便于公司管理，在与有关部门沟通时邓中翰明确提出：“这公司要由我做董事长。”他的想法与信产部不谋而合，信产部也希望由他们来挑大梁。最终信产部只扮演了风险投资人的角色，并不干涉企业的日常运营。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中星微又进行了3轮融资。据当时信产部中星微项目的直接执行人，现盈富泰克创投(信产部为了管理所投资的基金后来专门设立的公司) 总经理刘廷儒透露：“虽然我们开始占了相当大的股权，但是在中星微以后的融资过程中，新引进的投资者所稀释的都是我们的股权，管理层的股权并没有动。这样就保持了对管理层的激励。”
因此到IPO之前，信产部的股份只占10.9%，而中星微的管理层依然保持在34.2%。在IPO后，信产部出售了手中握有的10%的股票，收回了10倍于当初的投资。目前中星微的管理层持股25.5%，员工持股20%左右，其他的则为新老投资者。
第三章 痛并快乐着
1999年10月1日下午，邓中翰和张辉、杨晓东及金兆玮4个人出现在长城上。带着上午观看50周年国庆大典的兴奋，他们在这里誓师。在一张后来被广为传播的照片上，当其他3位创始人都在做出类似于胜利的手势时，邓中翰却手臂交叉、心事重重。
邓中翰在当时的那一瞬间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用大家在SUN、IBM、朗讯这些公司学到的东西，把芯片这个中国落后了几十年的产业推动起来。但是他明白在这条路上，不知道要碰到多少困难。
硅谷博士的冻疮
1999年10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北土城西路103号，在一栋破旧的两层楼中一间100多平米的仓库里，中星微开张了。
但在此之前，4位年轻人已经先行领教了水土不服。为什么注册公司得先有办公地点，招聘的清华毕业生还需要北京户口。想不明白的他们就去找时任北京市科委主任范伯元。当他们整齐划一地穿着深黑色西装和白衬衣出现在范伯元的办公室时，范伯元心里暗笑，“怎么就像新姑爷一样，看上去真傻。”
在知道他们就是中星微的董事长邓中翰、首席技术官杨晓东、副总裁张辉、副总裁金兆玮后，范伯元不禁为这些满腔热情，对国内情况一点儿都不熟悉的“海归”担心。而且当时的杨晓东由于出国时年龄太小，连中文都讲不好，他们能办好中星微吗？
但中星微就这样开始了中国自主芯片产业的创新之旅。
1999年冬天，仓库里暖气不足，而且下班后暖气就停了。但因刚创业，大家需要经常加班，从没在北方待过的浙江人张辉手冻裂了，还在不断地咳嗽。
“我是想省钱”，邓中翰说，他想的是只要能把第一年的冬天克服过去，就可能度过第二年、第三年的冬天，也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张辉自己倒没觉得怎么样。但邓中翰却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想到一个从硅谷回来的博士，一个曾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科研人员，却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做事。直到今天，提起此事，邓的眼睛每每还会湿润。
但到2001年底，有一个问题让中星微必须面对了：账上只剩下100多万元了。创业公司在发展初期最害怕的资金断流出现了。
当时有3个选择：一是把公司的技术、产品卖掉来套现，中星微当然不能把自己的中国芯——“星光一号”卖掉；二是进一步融资，但此时融资会非常吃亏，对老股东和持股的员工不公平，何况马上就要进入量产的阶段，可以收货款了；三是贷款，但类似于中星微这样接受风投的创新型公司的可信度不高，银行不愿轻易给予贷款，而且周期很长。
经过反复讨论和权衡后，核心团队选择了贷款。公司并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给银行，于是4位创始人用他们个人的存款、房产和股票与银行签订了个人抵押贷款合约，贷到了300万美元。在签完“卖身契”的那一瞬间，这4位创始人更加感觉到自己和中星微血肉相连。
相形之下，中星微在研发方面遇到的问题倒不是那么突出。
最大的困难：人才匮乏
对于这群满腔创业激情的年轻人来说，创业中最大的困难当属人才匮乏。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
当时国内人才、资讯、产业的基础环境等各种相应的资源都没有，成熟的IC设计公司缺乏，几乎找不到有经验的IC设计人才。而多媒体芯片开发对研发队伍的完整性要求更高，软件、硬件、音频、视频、算法、架构等各方面的人才都要有。“当时就我们几个人，什么都干，很艰苦。”杨晓东回忆当初时说。
纯粹找硅谷有经验的人才并不现实，最可取的还是在国内招“可培养”的人才，然后再找海外回来的有经验的人来带。在用尽了各种手段后，1999年底，中星微很幸运地招了15个人。他们中有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还有在研究所、实验室或国企中做过几年的。此后，核心团队又马上杀回硅谷招兵买马。
中星微就这样形成了固有招聘模式。在此后招聘的过程中，他们基本上都保持着海归10%、国内90%的比例。几年前招收的清华、北大、北航等学校的毕业生，现在已经有一大批成长为中星微的中坚力量。
林云生是中星微的第9位员工。当邓中翰找到他时，这位清华精密仪器系的学士、人大经济系的硕士也看到了他们那种简陋的物质条件。但是之前在中关村管委会工作的他看惯了很多高科技公司的起步，知道只要路子对，公司就会发展起来。
此前的工作经历让林云生对高科技产业看得很清楚，他认为集成电路这个行业很有发展前景，尤其是中国很薄弱的芯片设计方面。1999年11月，林云生正式加盟中星微，现在他已是中星微企业发展部的副总经理。
为了帮助中星微解决人才问题，2000年11月，北京市政府投资800万元人民币，在清华建立了清华——中星微集成电路设计研发中心。邓中翰亲自到清华教课，培养学生。这个研发中心为中星微输送了很多人才，有些已经成为骨干。
到2000年底，中星微已经有了四五十人，2001年超过百人，现在则有400多人。对此，邓中翰依然认为人才问题远未得到解决，但这并不妨碍中星微的快速成长。
索尼的认可
2001年3月11日，“星光一号”研发成功，这是中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级超大规模的数字多媒体芯片，中星微的产品结束了“中国硅谷”中关村无硅的历史。2001年5月，“星光一号”实现产业化。
此前PC摄像头都采用多芯片，还要有独立的电源，各种卡，图像质量又差。中星微采用单芯片设计，以很低的功耗实现了USB供电，从而驱动摄像头来做实时的音像处理，一下子将系统的低成本、低功耗和高性能提到了一个新水平。
由于产品的特殊性，中星微并不直接面对消费者，而是要将芯片卖给PC摄像头的生产厂商。当中星微刚开始找到那些国际大厂商时，人家都表示怀疑：中国还有芯片吗？无奈之下，公司决定将硅谷分公司的地址写在名片上，说自己是硅谷公司，这样才有了一些机会。
好在多媒体芯片领域是新兴领域，并没有突出的领导者，再加之芯片本身是一种“产品为王”的行业。在经历了起初的一系列艰难后，性能优异、集成度高、能耗低、传输速度快的“星光一号”终于被三星、飞利浦等国际品牌采用，成为第一块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
但是“星光”系列被国际市场普遍接受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2001年夏，想乘胜追击的中星微想到了索尼。
甫一见面，刚说完自己是从北京来的，想卖图像处理等方面的芯片，索尼的一位主管就说：“我们索尼有几千种这样的产品，几百个这样的专利，我们索尼是这项技术的鼻祖。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的展览和产品，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听你推销产品，我们还有其他会议。”本来约好了一个小时的见面，最终只谈了5分钟。
作为一家还不怎么挣钱的小公司，在付了整个团队的飞机票、酒店等一系列的代价后跑到日本，结果5分钟就被别人打发了。出门时，邓中翰对张辉说：“I will be back！”这是当时正热映的《终结者》中的台词。
回国后，邓中翰将这段经历讲给全公司的人，说：“我们一定要打进索尼！”4年之后的2005年夏天，索尼新一代笔记本电脑上的摄像头，已经跳动着“星光5号”。
现在罗技、创新科技、索尼等都已是中星微PC摄像头芯片的大客户，斯普伦特(Sprint)等是中星微移动芯片的客户，中星微在计算机图像处理芯片市场上以60%的市场份额绝对领先。
神话背后的中星微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大奖”……2005年无数的荣誉扑面而来，让本来处在终端用户视线之外、埋头做技术的中星微变成了耀眼的公众公司。
60%的市场份额,7大类、500多项技术专利给对手所设置的极高的进入门槛，上市又赢得了更多的资源——中星微在多媒体芯片领域绝对领导者的地位看上去牢不可破。
“对我们企业而言，芯片就像微软或者英特尔一样，要么做第一，要么挣不到钱，所以我们的雄心是统一天下，拿到100%的市场份额。”与外界的浮躁相比，邓中翰无疑是冷静的。
从英特尔和AMD这些年来不知疲倦的争斗中，普通人都能感受到芯片领域中那无时无刻存在的巨大压力。邓中翰认为能够感觉到的威胁来自于一些巨型的公司，像飞利浦、三星、索尼。“这些公司下面的某个部门在做什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他们技术、渠道都不成问题。虽然中星微的那么多专利横在前面，但是如果别人换一种体系架构或是其他新的东西呢？”
除了来自竞争对手可能的威胁外，中星微再向下发展面临的还是自己，同时也是中国芯片产业多年发展，一直以来困扰的问题：人才。芯片设计是一门很专业、很高精的学问，而芯片研发又比较枯燥，需要长达一两年做同一件事情。现在社会普遍变得越来越浮躁，那种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做事的人越来越难找。另一方面，留学回国人员也很难招，毕竟中星微在工资等各方面都不如跨国公司。
中星微的成功之路还能走多远？中星微目前的成功对中国整个芯片业的发展有多少借鉴意义？
中星微2005年预计销售额将达到8000万至1亿美元，从规模来看，目前中星微所处的多媒体领域，在整个产业中还是极小的一块。而且毕竟CPU还是目前的战略制高点。从芯片的产业链来看，分为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设计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中星微应该说的确是在数字多媒体领域杀出了一条血路，但这只是一个点的成功，要延伸到面并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虽然中星微前途难料，而且它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芯片产业的成功，但是中星微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技术的领先。与那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中国芯”不同，中星微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信产部参与投资的企业，利用硅谷模式创业，不靠在国家身上，一开始就坚持全球化，最终走向国际金融市场，这也许才是中星微给中国信息产业留下的最大启示。
出处：《IT时代周刊》记者/向农 2006-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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