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和伊拉斯谟

陈乐民

我第一次听说十五六世纪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这个名字是在四十多年前的维也纳；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十年了。然而硝烟似乎还没有完全散尽，人们又在谈论另一次大战的可能性了。于是，出现了各种流派的保卫和平、防止战争的运动，警觉着死火复燃。其中有些和平主义运动和教会（如公谊教会等）倡导的和平运动，都纷纷把伊拉斯谟当作他们的先驱。那时的维也纳，尤其是斯堪地那维亚国家，都是和平运动比较活跃的地方，所以这个名字经常不绝于耳，成为反对暴力、爱好人类和平、人民友爱亲睦的象征。再过若干年月，知识渐长，在一本什么书里发现伊拉斯谟不仅是为人平和、宽厚而圣洁的基督徒，而且是一位为欧洲近世文明开路的哲学家。那本书上说，伊拉斯谟是位告别中世纪的先知先觉，为了清洗中世纪给社会涂上的污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之一是编了一本教导世人什么叫做文明社会的书，里面关于在什么场合应当怎样举止，等等，很有些像我们今天的“几要几不要”之类。我越来越觉得这位前哲很有些意思，他仿佛在黑暗笼罩的时代里让一丝清新的色调流动了出来。及至读了《愚人颂》的片断，伊拉斯谟作为迎接新世纪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就明确起来、完整起来了。

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当得知这本《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刚刚被译成中文时，便主动要求先睹为快。拿到译稿校样，我几乎是一口气看完了它。当然作者茨威格也同样是很有吸引力的。在这个古老的梦里，我看到的其实是两个人：一个自然是伊拉斯谟本人，另一个便是这本书的作者、鼎鼎大名的斯蒂凡·茨威格。他们两个人相差四个世纪，却好像呼吸着同一时代的空气，以至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常叠现出茨威格的身影。

我想，要从这本书里咀嚼出味道来，了解茨威格的内心世界是相当必要的。这本书完成于1934年，希特勒已经上台了。这对于茨威格意味着多重的精神打击和折磨。犹太人的命运和处境是可想而知的；而且，第一次欧战余悸未消，茨威格又敏锐地嗅到了火药味；世界可能再次被推到战争火坑的边缘，人类的精神财富可能重新遭受破坏；他预感到，人的尊严、自由、文化将再度进入炼狱。此时，茨威格的歌剧《沉默的女人》第一幕的钢琴总谱刚刚完成，突然，一道命令，在德国舞台上严禁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莱比锡音乐厅前的门德尔松的立像被拆除了……宁静文雅的山城萨尔斯堡上空也蒙上了狰狞的黑云，禁令迭出，再也容不下一个茨威格了。

《伊拉斯谟传》正是在这种气氛里诞生的，茨威格在他的《昨日的世界——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里追述道：“我在那本书中试图给一位人道主义者的精神面貌画像，那位人道主义者虽然比专业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地理解时代的反动，可悲的却是他不能用自己全部的理智去阻止那种反动。”

茨威格是个悲剧性的理想主义者，伊拉斯谟也是一个悲剧性的理想主义者。伊拉斯谟那样厌恶愚昧和非理性，那样热爱真理与知识，他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顺理成章，因此他不能理解人和人为什么一定要怒目相视，为什么新世纪只能在狂热的裂变中诞生而不能平静地到来，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在马丁·路德和教皇之间作出选择，为什么不能用理智代替偏执、用中庸代替极端……伊拉斯谟弄不明白的问题，到茨威格同样惑然不解，他们都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终生的精神负担。

伊拉斯谟是个人文主义者，他的人生目的是回归真理源泉，在他那个时代这首先就是要把几个世纪曲解了的《圣经》复其原貌，还其本意，并以他对真理探索的精神把智慧之光传给世人。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为路德的宗教改革准备土壤的；然而事情常常不是按常情常理发展的；当新事物在大喊大叫以排山倒海之势而至的时候，那些细水长流的、时而是默默的、然而是锲而不舍地具有开拓前景之功的工作，往往是人们不容易看到的。

伊拉斯谟追求的最终目的与马丁·路德本不该相互冲突，都是要救治教会的弊病。但是所取方法的不同终于使他们如冰炭之不能相容。马丁·路德是现实主义的革命家，他的背后是农民，是德意志民族，他掀起的是风暴。茨威格笔下的伊拉斯谟是理想主义的哲学家，相信单凭理性的力量就能战胜愚昧和谬误，他眼下是正在分裂的欧洲、心里却装着世界主义的理想。他们两个人，一个主张从教会外部彻底改造它，一个则宁愿在教会内部去革除弊端。伊拉斯谟悲哀恰恰在于，由于本能地恪守人格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无疑是可贵的），因而在关键时刻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出面为马丁·路德辩护，结果就被放在了宗教改革的对立面。清高自持的操守，致使伊拉斯谟的行为悖离了信念，这对于他说来确实是一种有苦难言的结局。茨威格对伊拉斯谟尽管满怀崇敬和深情，但是也仍只能承认：“人文主义者根本性的错误，在于他们想站在理想主义的高度教训人民，而不是深入群众，千方百计去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

伊拉斯谟的晚年是孤寂和凄凉的，他惟一的慰藉是在宁静的书斋里去宁静地写他的书——如蚕吐丝般传播真理和知识的书。一个把文化当作生命的人，在精神上是富有的，虽然他生活得平淡而又平淡。

这本书问世的第八个年头（1942年），茨威格不堪忍受时代的乖戾、暴虐、诡谲和对人类文明的摧残，和他的夫人在蛰居的巴西双双自戕。茨威格亲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怎样毁灭人的生命和精神财富，为此，他曾为和平而奔走，为欧洲统一的理想而呐喊，为拯救人类文明而向人的良知呼吁，他用整个生命写啊写……然而现在这场火来得更加猛烈和无情，茨威格完全绝望，精神彻底崩溃了，最后只能选择用死来抗争的道路，连伊拉斯谟那样凄苦却安谧的晚年也没能享受到。

那么，茨威格写这本《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究竟打算向读者传达什么信息呢？恕我偷懒，且让我抄下卷尾的这几句话来表达吧。

“……人文主义的理想是建立在眼光广阔、头脑清晰的基础上的理想。它注定永远是一种理智的和贵族的梦。这样的梦普通的人做不出来，只能由少数人把它作为神圣的遗产继承下来，留给后来人，再代代传下去。未来全人类将和睦相处，协调一致地为共同的命运而努力奋斗，这种信念即使在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也从未被忘却。”

“……因此，伊拉斯谟留下的遗产中包含了一种承诺，这承诺充满着为了未来而奋斗的创造力。”

伊拉斯谟和茨威格都有他们的弱点、他们的内在矛盾，然而他们为人类所预约的期望却是长久不衰的。

最后，这本书之所以引人入胜，还有译者姜瑞璋、廖綵胜和校者许崇信的功劳，他们的译笔相当传神；茨威格的笔尖总是滴着感情的，这本书的译笔也同样滴着感情。

1997年8月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闻书之香据辽教社1998年版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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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书之香附记] 这两天临睡前翻的是《周作人自编文集·周作人书信》（止庵 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在其中的《与友人论性道德书》中，有这样一段：

 

“……我实在可叹，是一个很缺少‘热狂’的人，我的言论多少都有点游戏态度。我也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学家寻事，但是如法国拉勃来那样‘要被火烤了为止’，未必有殉道的决心。……我们发表些关于两性伦理的意见也只是自己要说，难道就希冀能够于最近的或最远的将来发生什么效力！耶稣，孔丘，释迦，梭格拉底的话，究竟于世间有多大影响，我不能确说，其结果恐不过自己这样说了觉得满足，后人读了觉得满足——或不满足，如是而已。我并非绝对不信进步之说，但不相信能够急速而且完全地进步；我觉得世界无论变到那个样子，争斗，杀伤，私通，离婚这些事总是不会绝迹的，我们的高远的理想境到底只是我们心中独自娱乐的影片。为了这种理想，我也愿出力，但是现在还不想拼命。我未尝不想志士似的高唱牺牲，劝你奋斗到底，但老实说我惭愧不是志士，不好以自己所不能的转劝别人，所以我所能够劝你的只是不要太热心，以致被道学家们所烤。最好是望见白炉子留心点，暂时不要走近前去，当然也不可就改入白炉子党，——白炉子的烟稍淡的时候仍旧继续做自己的工作，千万不要一下子就被‘烤’得如翠鸟牌香烟。我也知道如有人肯拼出他的头皮，直向白炉子的口里钻，或者也可以把它掀翻；不过，我重复地说，自己还拼不出，不好意思坐在交椅里乱嚷，这一层要请你原谅。”

    曾经和老婆闲聊过有关这世界现在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公平、平等和自由等，我以为看遍这个世界，并不真的存在这些东西，人类似乎从未在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地方真正地实现过它，我甚至认为人类直到其终点也不会实现它。要是这样，那有一些人终其一生地宣扬、鼓吹和阐述它又有什么意义？这也就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特殊之处，我们可以永远是一个不完善的物种，但我们一定是一个有梦想的物种。这些完美的概念就像茫茫黑暗中远处的几点微光，它会引导我们有勇气在黑暗中怀着希望继续向前走。它虽然永远不会真正地实现，但它一定会在一部分人之间不间断地传递下去，不会被人类彻底遗忘。摆脱蒙昧、冲破黑暗，这种念头将永远伴随人类存在的始终。这样说来，就很难说人类的境界是不是一直是在进步的，也不知道未来的人类会不会比我们的境界更高，至少这种梦想会支持着人类继续这样歪歪斜斜地走下去，并且相信前面的路还值得满怀信心地继续走下去。这种理想当然也并不是什么最高智慧和终极真理，但它一定会是人类整个历程中最古老、最神圣的一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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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威格 著，                                      茨威格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