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情况是我有生以来从未在超过三十多人的场合上讲过话，此前虽然不时有夸夸其谈之举，却都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内，对着最多不过三、五个人，而现在突然要对三十多人讲话，不由自主的就露了怯。

虽然露了怯，但我还在讲，至于我到底讲了什么，那就不太清楚了。只记得老站长带头鼓掌，然后大家响起了稀拉拉的掌声，我长舒了一口气，急忙退回去坐下，身体还失去控制的战瑟着。

然后老站长又说了几句，问我：下面呢？我当时心里害怕得真想撒腿逃开，就嘟囔了一句：散会。实际上接下来是要宣布新的管理规章，要求全体员工回汽站上班，但因为我心里怕到了极点，只想快点逃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就稀哩糊涂的提前宣布了散会。

这次意外的事件让我恨透了自己，我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平时一张嘴呜哇呜哇，怎么偏偏到了关键场合，就顶不住了呢？我最害怕的是老站长识破我色厉内茬的真实面目，万一这老东西要是跟我对着干，那我就死定了。

幸好老站长是个实在人，他居然非常佩服我临时在员工大会上取消了宣布严厉的规章的“决定”，并认为我这个人“太有心眼了”，靠不住。此后虽然我多次向他表示友善，这老家伙对我却始终不远不近，不卑不亢。关于他对我的这种态度，我也是隔了好久也想清楚：

原来，相对于我来说，这个老家伙更希望能够快一点把汽站的人事关系理顺，因为他和我不同，我只是个无根飘浮的职业经理人，汽站搞好搞不好，跟我关系并不大。可他却是这一辈子都要靠着汽站吃饭的，一旦汽站搞砸了，他这辈子就没的混了。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对于我的严格管理方案，是极为支持的，并满怀期望的等我大发神威，一劳永逸的解决掉因为汽站收购所带来的人员问题，万不曾想我在会议上却突然不提这事了，在他看来，我不提这事，就明摆着还是把这事留给他处理，所以他才说不出来的窝火。

我当时全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也不明白我是怎么想的，我们两个就这么胡乱猜谜。我坐在办公室里琢磨着怎么解决问题，而他却硬着头皮再从花名册上将当地的小官员趁乱添写在员工花名册上的家庭妇女和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都划掉，并告诉对方说我早已知道了这件事，他完全是按了我的意思办的。

我猜那些家庭妇女们到现在可能还在恨我。

最后老站长拿了一张仅有二十三人的员工名单给我，还拿出了以前的财会开支凭据，这些人，在汽站已经支领工资好多年了，他们都是汽站的正式职工。

这件事当时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只是后来离开公司之后，我静下心来慢慢反省，才发现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这个社会里，越是处于底层的人，越是卖力的苦干，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立身之本。而许多熟谙社会游戏规则的人，却全不管这些麻烦事，他们知道底下人肯定会为了糊口而拼命干的，所以他们只管捞自己的，如果遇到捞得过凶的上司，下面的人多半还会出一个两个的劳模，因为劳模把贪官应该操心的事情全都承担了。

凡是出劳模的地方，必然有着许多贪官，只有贪官才需要劳模替他们卖命，老百姓是不需要这玩艺的。老百姓需要的就是各司其职，各就其位，一个关系理顺的社会，胜过一万个“英明的领导”。

与更多的集成了社会财富分配功能的社会体系不同，企业是一个生产单元，所以社会的贪官现象，在企业中就表现为无能的主管现象。

在企业里，员工越是拼命工作的部门，主管的能力越是可能有问题。如果老板仔细瞪大眼睛看清楚的话，就会发现主管的管理工作肯定是由员工自己承担起来了，主管却多半忙着跟自己的员工调皮捣蛋。所以在这种强劳动的部门里，工作效率往往是极为低下，

这一番理论就解释了我去了汽站不足一个星期，什么事情也没做，老站长自己就急如星火的将汽站关系理顺了。可怜的老家伙，现在想起来，他真倒霉啊，摊上了我这么一个无能的区域经理。

但我当时却没有想到这么透，相反，我却认为这纯是我的运气好的缘故，一边沾沾自喜的把老站长的成绩据为已有，一边不停的向总部打电话证明我的能力：看看，我才过来一个星期，一个连的人马就被我削减到了二十三人，而且一分钱也没花，你们还让哪儿找象我这么能干的人去？

老站长进我办公室来跟我商量，是不是吩咐员工准备工作，进入正常的营业状态？

我摇头，真的有些同情这位老站长。要知道，这家汽站早已成为了董事长的私人企业，谁听说过私人企业要花钱养上几十号“正式职工”的？

我是负有使命而来的，有我在，这二十三个“正式职工”，一个也别想留下来。

如果他们留了下来，那走的肯定是我，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