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一般来说，城市是一个有机会谋生的所在，但当时城市中的平民所租的房子一般都比较窄小。这个时候，街道便成为城市平民们白天进行各种休闲娱乐活动的场所，他们也同样可以在街道上找到各种谋生机会。在当代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把棚户区的人口迁到郊外，居住条件虽然改善了，但很多人发现属于他们的谋生方式也不再存在了。这里要补充一句，中国古代的街市主要是男人的天下，他们在街道上的娱乐和谋生活动促生了街头文化的发展。在《盛世滋生图》里也可以看到，街道上的行人女性相对寥寥，但阊门月城外有一个女性正在江湖卖艺成为一处非常引人围观的视点。

明代苏州的城市治安保卫工作，本身就纳入了城市居民的徭役范畴。治安管理上，城市居民主要承担的是两个角色——“总甲”和“火夫”。总甲的职责是将争斗之事“呈官究治”，并率众抵御寇盗袭扰，火夫则主管巡夜，防火防盗，维持治安。总甲和火夫的职责按照户等来轮派。最初这套制度需要城市居民本人承担，后来可以通过出钱雇役来担任。从明代丘浚《大学衍义补》的建议来看，总甲和火夫的职责主要在巷弄内部，大街上的治安还需要马军巡逻来保证。后来推行的保甲制度则更加严格，通常百户一保，十户一甲，共同防卫夜巡，并在遍布全城的岗楼内轮流值班。保甲制度对于城市治安有一定效力，所以后来得到比较广泛的推行。但这种静态的管理方法限制人口的流动，与城市工商业发展的要求不相符合，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阻碍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作用。

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外来人口与原住民的矛盾问题。明代中叶以后，籍贯相同的的同乡们一般会有自己被称为“公所”的组织，有时容纳官员和商人等不同阶层，有时则以商人为主——后者带有行会的色彩。明清两代的统治者对此类有一定身份地位者的组织比较宽容，但对下层民众的类似组织则严格禁止。因为在统治者看来，这有可能发展为职业犯罪团伙而破坏社会秩序。清代苏州发达的棉纺织业发展了一种新的工艺，就是在棉布印花和涂浆之后将其柔软、磨光。而执行这一工艺的工种被称为踹布匠，主要来自江苏和安徽的农村地区。那些工匠大多是年轻气盛、力大之辈，受教育不高，被原住民认为是当地社会治安的隐患。这种矛盾有时候会以异常血腥的方式爆发出来：康熙年间松江枫泾镇的原住民就曾经筹集一笔巨资，关闭城门，屠杀了数百名来自南京一带的染工和踹布匠。当时的统治者通过对踹布匠更加严格的管理来防止事态恶化，将他们的管理者——“包头”纳入一种类似于保甲制度的治安管理系统中。（《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而中国宋代以来对城市空间的管理力度一直有限。阊门作为明清之际的苏州的主要城门和交通节点，自然聚集了众多的人流。于是颇多商户在阊门前护城河的桥上做买卖，以至于桥上人头挤挤，码头上壅塞不堪。政府有时会试图控制桥上商铺的边界问题，但大多数时候控制不力。不仅是苏州如此，清代北京的南城街道两侧有排水壕沟，但很多店铺基础都压着壕沟。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阳门外鲜鱼口大街失火。而就在几个月前，御史玉麟奏准过：压着壕沟侵占街道的铺户在毁坏时即令其清出还官，这正是执行的大好机会。但最终的执行仍然打了折扣，准许所烧房屋照旧基修盖，只是要求将原来不整齐的界面一律取齐。（《金吾事例》）更早的南宋临安时期，仓库是防火的重地，曾因防火的要求，清除了周围搭建的民居。但没过几年，仓库周边的空间又盖满了房子。（《宋会要》）可见城市边界及其空间管理内部始终充满了博弈的力量。但官方的这种变通，有时候仍具有积极意义。

A：桃花坞木板画中有两幅以阊门为背景的图，一幅是《姑苏阊门图》，另一幅是《三百六十行》。看起来两幅画有可能拼接为一幅完整的作品。通过对前者绘制的干支纪年推断，此图绘于雍正年间的可能性较大。从中大致能看出来，阊门前的桥上商铺和《盛世滋生图》所绘制的那种非常规整的店铺并不一样。且木板画上呈现出来的阊门具有外瓮城、内瓮城两重结构，而《盛世滋生图》里只有一道瓮城。另外，《康熙南巡图》中从无锡到苏州那一幅，从虎丘、山塘一路而来，长卷对苏州城市空间的细部表现较少，只是亦步亦趋于皇帝巡行路线；但可以看到护城河累着石头高坎，桥梁显得更高，两边的商铺甚至是双层的，更为密集。所以，《盛世滋生图》是否是对城市景观和空间复刻式的描绘，是值得商榷的，但徐扬确实非常重视城市和集镇之间位置关系，很多细节也通过其卷后自述和图卷局部的细节文字来得以弥补，比如阊门就有明确的字迹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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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桃花坞木版画《姑苏阊门图》（左）与《三百六十行》（右）

宋代描绘市井繁华的名作《清明上河图》以虹桥为中心，从开端、发展到高潮，节奏感明确，而相比之下，《盛世滋生图》更有全景式的特点，节奏安排显得有些平均，各处都热闹反而让全幅缺乏高潮。《清明上河图》在明清两代都有仿本，据日本学者加藤繁考证，明代仇英款本的《清明上河图》所绘也是当时的苏州，但城市的密度看起来要比《盛世滋生图》低很多。而同样出自清代宫廷画院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同样是综合了北京和苏州的城市特点，并辅之以画家的想象，并无明确的地标特征。

A：中国古代更多是城乡一体的结构，城市与乡村的差别不能以我们今天衡量城乡的定义来作标准。从法律上来说，城乡没有很大的差异。对于西方中世纪，城墙就意味着城市的严格边界，因为城墙之内的城市属于自治的领地，而城墙之外则是封建主的地盘，但这种情况在古代中国是不存在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城市的范围突出到城墙外面，或者城墙内有农耕存在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城内、城外的差别只在于：居住在城内，战乱时更能得到防卫和较好的安全保障。明清两代的县城，发达繁华的城市空间密度并不算太高。而最繁华的地方，可能也就是城市内主通衢十字街的周围，或是城墙外面的关厢——城门位置的特殊性吸聚了一些密集聚落，明清之后此区域被称作“关厢”，位置基本是在以城门外为中心，不属于城墙内的范围，但依存于城市而生活。然而，城市因为其人口聚集的规模，不可能维持像乡村那样的完全熟人社会局面。城市里与乡村最大的差别是需要经常与陌生人打交道。为了与陌生人打交道时的各种利益保障，城市居民一般按照同乡、宗族乃至民间宗教信仰的纽带形成特定的共同体。对熟人社会的突破体现出城市不同于乡村的特征。

其实即便在清代盛期，苏州的城市内部也没有完全建满。但最繁华的地方却是城门外的山塘、下塘、阊门一带。一方面城市的范围已经超出城墙，一方面乡村的农耕生活方式也在城墙里面大量存在。城市繁华地段的位置，归根结底仍源于机会，源于人气。京杭大运河带来了水路运输的频繁，并经下塘一带而来，而何况虎丘更是一方圣地……城市轮廓以及主要的商业繁华始终是由交通形成的密集机会所奠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