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江（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教授）：

上海是近二三百年来以工业化为动力、以西方文化为内在根基的这轮城市化运动的产物，但当时并没有带来中国的城市化。今天中国在十五年内将城市化率由20%提高到了43.9%，2015年可能会达到50%。不到30年的时间里数以亿计的人的空间大转移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为了六七亿人的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应该关注的除了城市再生以外，更重要的是需要从零开始的城市新生。

陈建邦（瑞安集团规划总监）：

昆明草海北岸项目的策划：昆明的建城与滇池密切相关，但城市的扩展却使其与滇池越来越远。此项目策划的目标在于重新将昆明与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刘宇扬（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策展人）：

这次展览的一个参展作品名叫“未来城市”。类比莫尔定理和汽车等行业的快速更新，提出了两个问题：建筑和城市是否是一个可以拆旧换新的范畴？新的城市或建筑是否会比旧的更舒适？

杨贵庆（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

城市的再生和建筑的再生是有区别的。建筑的再生具有排他性，与城市再生的共享性不同。

欧美城市再生提法的历史演变：50年代——城市重建，60年代——城市复兴，70年代——城市更新，80年代——城市再开发，90年代——城市再生。

庄慎（大舍事务所设计总监）：

昆明文明街改造的实践：将传统建筑孤立的庭院串联起来成为公共交流空间，把巨大的变革更新放到传统空间中去。把巷道空间作为过渡空间，把业态和空间模式进行肢解，形成混合空间模式。如何为改造提供某种模式？改造是否一定要赶走原来这里的零售业？为了老的业态的延续，用时间和管理达到空间的目的。

（回答郑培光总裁如何看待红坊外面的一些杂乱的建筑时，庄慎回答：）那是违章的，混乱的，但其存在却有其意义。我们的部分员工会在这里租房子，离工作地近又在经济上可以承受。如果将这些空间全部动迁，会将这样的人群赶出这个地区，使城市包容多样生活的能力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这些建筑是有存在的合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