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五年二月，张浚以退虏之功进除右丞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都督诸路军马兼枢密使，原右丞相赵鼎以定策御驾亲征及举荐张浚掌兵进除左丞相，二人并相，有过一段亲密合作的佳话。但熟悉这段历史者就不会如此认为，因为赵鼎奏乞张浚的目的不纯，不过是成功则收荐贤之名，败军则归罪张浚。于是二人在绍兴五年三月张浚被旨出巡之后即屡疏赵鼎时政之失，二人立场截然相反。因为赵鼎在内秉政，张浚在外，因此属于弱势，不得已数请罢政与祠。绍兴五年六月张浚督清剿了与伪齐刘豫有勾连且常年盘踞湖湘水泊的湖寇杨幺之后，朝廷屡疏召张浚入觐奏事而张浚不往，直到当年十月初布置好秋防之后，方回至临安附近，然后上疏请祠。之后朝廷遣中使宣押张浚入朝。至，则有特进之授，且以御笔亲书《易》之“否”“泰”二卦以赐张浚，张浚进札子谢赐，且请皇帝分别君子与小人。
绍兴六年，张浚欲大举北伐，赵鼎不欲张浚成功，於是用折彦质为之枢密院事，扰败张浚的北伐之举，不得已，张浚只得作罢。但当年六月，张浚在都督行府所遣使臣自燕山府带回了上皇不豫与渊圣致书金帅求药材与布帛的消息。其实当时张浚接获的情报是赵佶夫妇皆已死于五国城。而八月中，谍报刘豫以签兵七十万分道来犯，於是，张浚命岳飞自鄂州移师屯襄阳，分道薄商洛，以为牵制金伪南下。而岳飞九月十日兵至襄阳，十七日上疏请持余服，十八日奏言以孤立无援退还鄂州。这便是民间传说中岳爷爷打到了洛阳四十里的地方却被朝廷十二道金牌召还的原型。事实上，是岳飞与赵鼎相呼应，岳飞并未接到朝廷退军的金字牌，而是自请持余服，违背都督张浚的军令，自动放弃进攻。（参见赵鼎《笔录》）
另一方面，韩世忠九月十一日自淮西还行在入觐，张浚数问韩世忠出兵方略，但韩世忠不答，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韩世忠春上与金人相争时险些被金人俘虏，幸亏有部将呼延通拼命相救方得免于被俘，因此有些胆怯。第二是四月韩世忠奏乞三万匹两银帛作为春上胜捷的劳军犒赏之资，但赵鼎不予，只给了五千匹两，以此离间张浚与韩世忠将相之间的密切关系。加上刘光世屡疏请入觐，而高宗因张浚之请而不允刘光世离军，所以刘光世不得已，只能遣幕府参军入朝私谒知枢密院事折彦质请还屯庐州以守长江防线。张浚闻之大怒，下令曰有一人过江即斩以徇。
淮甸之战张浚成了光杆都督，事权被赵鼎暗中架空，此时唯有张俊忠于皇帝赵构，因此，淮甸之战是张浚指挥张俊麾下的杨存中、张宗颜与刘光世麾下的王德打败了刘豫的三十万入犯大军。
岳飞和韩世忠在这场战事中几乎无甚战功可言。
绍兴七年九月赵鼎復相之后，一直在清理张浚的门人僚属。这个工作直到绍兴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赵鼎之党犹在论张浚余党赵开之罪，其时勾焘、刘子羽、吴玠皆被张浚等人论及之。刘子羽兄弟皆被夺职或行遣。而一个月后，十月二十一日，赵鼎被罢相与郡，与亲自援引入相的秦桧闹掰。
赵鼎是河东闻喜人，二十一岁时因老师尹天民的辅导，登崇宁五年进士第，沉沦下寮者凡二十年，宣和七年得调京师畿县令，之后因胡寅荐引，与胡寅同年的宣和三年状元宋齐愈相识，又因宋齐愈结交到了一些京师权贵，如外戚孟忠厚，丞相何栗，吏部尚书王时雍，开封府尹徐秉哲，等等。胡寅是当年科举的前十名，宋齐愈是第一名，何栗是政和五年科举状元，何栗家族与张浚故父贤颇有渊源，因此宣和六年秋张浚调官恭州司录过郑州时过访过被罢赋闲居郑州的何栗，因此之故，何栗后来举荐了张浚、胡寅、赵鼎三人，皆被改京秩。
关于张浚的政治派别，因提举张浚的宰相黄潜善出于王黼，王黼因何执中而被举拔，何执中属于王安石之党，所以，黄潜善也被认定为王安石之党。不过，张浚故父张咸其政治态度居中，即反对司马光的极右政策，也反对王安石的克剥诛求，所以张浚的政策大体上是抑制权贵经济，反对外戚宦官总是干政，照顾底层百姓。
赵鼎则因姻戚范冲关系，属于维护旧党与权贵利益的代理人，游走在外戚、权贵之门。
绍兴八年九月张戒论何抡的奏章中这样说：
初七日 庚寅，給事中、兼史館修撰勾濤充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殿中侍御史張戒論：“勾濤陰附張浚，四川監司守倅多出其門。及張浚敗事，又顯立同異，反覆無恥。如何掄不端，宰執畏輿言，初不敢擬而濤攘臂自任，欲引躋禁從。若不逐去，則濤之植黨，不特一掄而已。”疏留中不出。勾濤聞求去，章四上乃有是命。帝遣內侍諭令入對奏事，逾八刻。勾濤言：“戒擊臣，趙鼎意也。”因力詆趙鼎結台諫與諸將。帝頗以為然。自常同為帝所用而不與趙鼎配合，故乃張戒出首論劾張浚黨羽之過。自去年九月十七日復相至今，時近一年，而猶以未盡去張浚部屬鄉黨為憾。然皇帝趙構以常同論劾張浚黨同者，欲以去主戰派臣僚，以使屈己議和之事不受朝臣之上章反駁。
《成都丁記》曰：
景山遷給事中，繳駁不避權貴。王庶除樞密，胡世將制置四川，皆濤所引。一日，太上親書“金閣清溪”四大字以賜，又面諭：“當以卿為相，王庶仍佐卿西府。”因為時宰所忌，屬言路彈擊。景山，勾濤字也。
九月二十二日，张戒又论赵开。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落職。初，赵開被召，未行，乃錄進舊所為軍務機密三事，其一謂：蜀與荊渚為根本之地，朝廷措置，在所當先；其二謂：兵視國勢為強弱，蜀之民未蘇，其勢未可輕動，乞速止蜀關大將牽制之謀，以除根本之禍，複近關梁、洋、階、成、鳳五郡之稅賦，使其民皆歸業，無殺傷秦、鞏偽地之民，使民有徯後之心，則國勢強而兵自強；其三謂：招懷歸業之民，當罷官營田，專用張全義治河南故事，其效可見於期月。會張浚以酈瓊叛降劉豫得罪，趙開亦乞奉祠。至是，殿中侍御史張戒論遠方壅蔽之患，且言：
臣頃在蜀中，事皆目睹。大抵張浚欲之，而趙開與之；張浚惡之，而趙開和之。二人罪惡四川疾苦，朝廷不盡知也。壅蔽之害，一至於此。開之罪狀，陛下既已灼知，自浚敗以來，開獨未嘗被責，端居自若，至今為待制。伏望聖慈特加貶竄，少謝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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