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高宗紀》紹興六年十月有兩份御筆詔書給張浚都未送達,卻沒有給出緣由
(2022-09-30 18: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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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高宗紀》載:
紹興六年冬十月
癸卯 ,趙鼎請降敕諭張浚,令光世、沂中及張俊全軍引還,為防江之計。
甲辰,又詔浚督將士僇力破賊,皆未達。
劉猊犯定遠縣,沂中進戰,大敗之于藕塘,猊挺身遁,麟在順昌聞之,拔砦去。劉光世遣王德及沂中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
有關十月初九(癸卯)左丞相趙鼎請皇帝趙構御筆催令張浚還師的詔書以及翌日(甲辰)又禦紮詔張浚督將士戮力破賊的兩份聖旨,皆未送達之事,有幾點可疑之處。首先是趙鼎、秦檜、孟庾主和,張浚及呂頤浩、李綱等前宰執主戰,但問題是,主和的臣僚佔據朝堂,而主戰者都被外放,即便是右丞相張浚,自正月十八奉旨巡邊到八月初九方回行在入見奏事,不召張浚還不能赴行在奏事。然後八月中旬諜報說偽齊劉豫大起境內簽兵分道入犯。這一次,金將相如粘罕、撻懶、兀术、希伊、高慶裔、宗幹、宗磐等皆不肯出兵相助。而劉豫卻令皇太子劉麟打著金軍的旗幟,穿著金軍的服飾來虛張聲勢。所以,趙鼎等朝成附和張浚駕幸建康督師北伐的建議只有高宗自己和兩三人贊同,就連被派往四川巡查的劉子羽八月五日回朝之後,也說這時不宜用兵,唯有屯田富民,以待時機。
所以說,這次出師被動捍禦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因為自正月初以來,高宗就與張浚決策北伐,但趙鼎的黨羽劉大中、沈與求等堅決反對,沈與求甚至還自請罷政與祠來抗議北伐之事。不過,三月份謫居溫州樂清的秦檜尚書,謂朝廷可以以大帥韓世忠的名義致書金右副元帥撻懶在山東為都統制的女婿,然後通過撻懶的女婿將朝廷求和的意思轉告撻懶。因此,五月十八日秦檜被起復知溫州,六月十九日又徙知紹興府,八月初四日入見,但這時張浚尚在江上未還朝。
關於這個聖旨的出台,《趙鼎事實》這樣說的:
鼎移書張浚,令張俊、楊沂中兩軍並力剿滅麟、猊二賊,然後移軍建康,固守江上,以待後來者。諜者言:“二賊之後,金兵騎不斷,知兵者亦謂金使麟猊為前驅,金以精騎繼之。萬一出此,枝梧不暇矣。”鼎複以書與浚云:“使張、楊協軍,掃蕩之後,虜騎未必不望風而遁,蓋兵家之勢如此。”折彥質亦以書言之尢切,鼎為上言之。上曰:“此謀之善者也。”因令鼎擬定所以措置之方,上親書賜浚,且曰:“今有數條與卿商量。”初,未嘗執定決行之也,其後,浚謂沮害其功者,此也。明年,言者論:“折彥質言淮南之役,首議斂兵,幾敗國事,坐此落職,亦觀望者不詳首尾,一意投合,且出其私意,非公言也。”
但是,李心傳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中表示這個說法與朱熹《張浚行狀》的說法不同。但李心傳並未就此表態,對於趙鼎和張浚誰是誰非並未作出論述和判斷。不過,趙鼎作為主和大臣,搖身一變成了這場戰事的主導者和支持者,總令人覺得與事實不符。
戰事開始之後,三大將都在江淮,但中間有空缺無兵捍禦地段,奇怪的是,朝廷很擔心劉豫會過江來,而實際上,二月份韓世忠收復宿州,五月份劉光世收復壽春,其戰鬥很是輕鬆,劉光世有句名言,就是金人是不敢的,但劉麟劉猊小兒,則無所懼者。但偏偏是,偽齊劉豫安排來與劉光世對陣的,是最不濟的劉猊,而劉光世卻找趙鼎、折彥質要求退守長江防線,有點違背了劉光世的初心,估計是趙鼎不想讓張浚立功,因此聯絡劉光世以張大敵人勢力。要不然,劉光世沒有理由畏懼劉猊小子啊。
結果是,劉光世遣使赴朝請旨退兵,而張浚不同意,因此十月癸卯趙鼎便請禦紮賜張浚令張俊、韓世忠、劉光世都退守長江防線。而這道禦紮居然沒有送達,這是一大怪事。畢竟當時行朝在平江,張浚的都督行府不管是在鎮江還是建康,都離的不遠,即便張浚不在都督行府而是在三大將的屯駐之地奔波,也必有大隊的幕僚和護衛,中使送聖旨,找到張浚應該不是難事,而這道退軍的詔書居然沒有送達張浚手中,因此張浚也沒有背上位置不遵的罪名。
更奇怪的是,十月初十,皇帝趙構又頒發一道禦紮,要求張浚督師竭盡全力破賊。前後兩道聖旨居然如此彼此矛盾,也表明在朝廷內部的意見不一致。雖然主和派佔據絕大多數,但也有幾個為國家著想的,因此,趙鼎、折彥質的陰謀未能得逞。
聖旨未達到底是在聖旨送達前楊沂中、劉錡、劉光世王德等人已經破賊,還是張浚藉故拒收這兩份聖旨?這是一個難以考證的問題。
姑且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