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苗刘之变后历任宰相政治生态

史称有宋一朝，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宋太祖與大臣們鉴于唐末五代方镇节度使之互相征伐導致民生凋敝、政權更替憑仍的現實，提出了一個新的命題，即實行文官政治。因自汉以来盛行的门阀制度已经土崩瓦解，北方士族地主阶层日渐衰落，而江东南寒族地主逐渐兴起，嘗在唐代得以復興的門閥政治，逐漸失去了存續的基本條件。北宋早中期中出身寒微的士大夫如吕蒙正、韩琦、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等登上仕途之后，都有强烈的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权力，而宋朝统治者也需要他们的支持。赵宋开国之初，鉴于唐五代时掌控兵权的武臣节度使们篡乱相继的教训，便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政策。为了扭转五代时期的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宋朝统治者通过变革科举考试制度，大量录用文官以压制武将。于是，与科举制度相伴而生的文人政治便逐渐取代了贵族政治和武人政治，北宋一朝，也由此建立起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或称“文官政治”。

一）主战派宰相的政治生态

天子与士大夫共治，一直以来是文人士大夫理想中的政治生态。然则，建炎南渡之后三月初五突发的苗傅、刘正彦之变，使得年轻的皇帝赵构对于权臣和武臣都心怀疑忌，不再肯轻易放权。这种情形下，事情办得成功，则得天子圣明之誉；事情出现危害，则归咎臣僚，罢黜之，流放之，甚或诛殛之。即便是于南宋皇朝有再造之功的勤王盟主、时任礼部侍郎的张浚，也被朝廷排挤到残破的川陕去开辟第二战场，以吸引金人主力西去，以减缓有百战皆胜的金军对东南行朝的压力。但是，在建炎四年五月壬子（十一日）夜，有赤雲亙天，其中白氣貫之，犯北斗及紫微，由東南而散。於是，翌日，与赵鼎交密的殿中侍御史沈與求上疏论张浚在秦州宣抚司的僭越之罪曰：“此天爱陛下，出变以示警也。……又天子所在，谓之朝廷。今号令出于四方者多矣，尽假便宜即同圣旨，然其大者，虔州一朝廷^[1]，秦州一朝廷^[2]，号令之极，至为诏矣。愿条约便宜事件，度其缓急，特罢行之。申节张浚等止降指挥，勿为诏令。”

虽然此时朝廷上赖张浚在陕西吸引金军主力西去，不能究办张浚僭越之罪，而且，即便在富平失律兵溃之後，张浚上疏待罪，而高宗犹屡诏赦免，且在绍兴元年春言于相臣谓张浚无罪，以使其能安于职守。但君臣疑忌的火种，开始在皇帝赵构心中埋下。一旦时机成熟，这种强烈的疑忌之心必将萌发，以成燎原之势。而绍兴七年春，便是高宗对宰相张浚的疑忌之心大发之际。其诱发因素主要有上皇之崩、岳飞密奏请正建国公储位以及张浚屡奏请罢刘光世兵柄。而在与皇室有关联的淮西大帅刘光世被罢之後，张俊、韩世忠、吴璘与宰相、诸路兵马大都督张浚一起共过生死，又都受过张浚的举拔，接替解潜担任殿帅的刘锜是张浚的挚交，一旦张浚有不臣之心，天下无能制者，因此，为了皇帝自身的安危，不至于像建炎三年一样被迫退位而以建国公为帝，皇帝所能采取的自保途径便是离间将相关系。而最能被朝廷利用的，也就只有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一人。这便是皇帝赵构对于淮西军交予岳飞携之西去予取予夺的内在因素。而功勋卓著的宰相张浚，则最终成为皇帝权谋之下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