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有一种说法，就是绍兴七年张浚淮西兵变的原因是因其激进的北伐主张所致，所以史界将本来不属张浚责任的淮西之变归咎于张浚。考当时朝野有关战和之论，遑论民间之论，但就朝廷曾任宰执的元老们对于战和的看法，一致认定国家应该趁机北伐，讨灭叛臣刘豫。即便是秦桧、朱胜非、颜歧这类历来主和的大臣，也都认为朝廷此时不北伐，等于是坐失事机。

绍兴七年正月十五，诏前宰相执政悉条具攻战之利备守之宜措置之方绥怀之略。前宰相李纲、朱胜非、吕颐浩、秦桧、汪伯彦，参政张守、颜歧、王绹、韩肖冑等皆有有上章条具战守方略。犹以李纲、吕颐浩、韩肖冑、汪伯彦之奏论较为详实。然枢密使秦桧此时之奏疏，尚无明论“屈己议和”之意。且诸宰相、执政所提交的大政方略，皆以国家当乘胜进击和国内军政、内政以及财赋改革是为诸公条具陈奏的主要内容。

前宰相执政未有应诏上疏条具战守方略者，惟宰相赵鼎，执政则有刘大中、沈与求等赵鼎系党人以及已在垂莫之年的前宰相范宗尹。但从存见的九位前宰相执政一口同辞，国家应该趁机北伐刘豫。即便是与张浚异见的前宰相朱胜非也提出了四条建议，认为国家失去了太多的机会，这次绝对应该北伐刘豫。

从秦桧等人的奏疏中来看，所进呈的日前应该在正月二十五日问安使何藓、都督府准备将范宁之南归之前。前宰相赵鼎罢相前谓朝廷不当北伐刘豫，显然是违背当时众论的。之後，党于赵鼎的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持不战之见，让岳飞被高宗认定为赵鼎反朝廷集团的重要将领，是其被杀之由。

秦檜上疏曰：

靖康以來，和戰之說紛紛然，言戰者專欲交兵，而彼己之勢未必便；言和者專事懇請，而軍旅之氣因以阻，皆非至當之畫。爲國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虛張爲強，亦不必以力弱爲怯。宋襄圖霸而兵敗，齊湣稱帝而國破，虛張惡足爲強哉？孔子以魯抗齊，而侵疆以復，子産以鄭介晉楚，而國猶大競，何必太怯哉？若湯以犧牲遺葛伯，文王以西伯事昆夷，未嘗虛張也，爲其殺一童子而征葛，終一天下，文王爲政不獲於上帝而伐崇，終以致昆夷之喙，未嘗太怯也。其後漢髙帝出闗，曰：“吾欲復三秦故地而止耳。”何嘗曰我必強盛哉？滎陽、成臯之间，百戰不休，何嘗曰我不復振哉？又如光武、唐太宗戡定羣盜，鎭撫四夷，時強時弱，度議定計，約畧相若。

國家自金虜入寇之初，但當與契丹故地，廟堂太怯，遽以三鎭許之。三鎭不肯爲夷狄，雖欲割棄而不可，是大怯之過也，其後虜人退師，亦頗欲舍三鎭而要厚賂，廟堂謀之不審，乃結契丹之叛臣爲金人腹心者，欲與合謀，又潛檄邊臣，掩殺割地官以變前議，聲雖甚美，實無成功，是虛張之過也。

臣頃歸朝廷，妄進狂瞽，令劉光世通書虜酋，說其利害，以爲得地則歸豫，失亡則在虜，即蒙陛下聽納施行，不旋踵虜果退帥，豫邀之東平，百端說誘，虜言：“候兒孫長大，與你圖此。”臣恭聞陛下宣諭，以爲得之北來人，臣益知虛張也。繼海州擒獲漢兒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嘗妄議，俾攜酋長書歸，諭以立國之體，當明順逆，助豫則叛者得利，金國何以統眾欵本朝，則河南之地，自非金國所欲。若淵聖所割河朔，既立有盟約，豈敢睥睨，又明言不當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書，縱益恭北還，旋有所留一二使人來歸，後所遣使悉不拘留，臣益知事有正理，不必太怯也。

今者賊豫陰導虜人，提兵南向，在朝廷當以正理處之。蓋不討賊豫，則無以爲國，不安慰強虜，則逆賊未易討，前此不欲輕發兵端，故隱忍以待釁，又賊豫啓之，我欲乗機以舉，則處以正理，不可失也。

自古兩國相敵，力強者驕，不足深較，樊噲憤匈奴侮慢，欲以十萬眾橫行其國，季布折之，此其盛強之時，況今勢未有便。臣前奏乞安慰狂虜，當用所獲虜人，令諸將通其酋長書，明言止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蓋知虛張之無益也。自古立國，必明君臣之義，陳恆作亂，孔子請討，此齊國之亂臣，而魯不容，況賊豫，我故臣子，不討則三綱大淪，何以爲國？臣前具奏，乞征討賊豫，當檄數其罪，而陽推虜人，以紓其締交之計，作我士氣，而沮彼賊眾，蓋知討叛之不必太怯也。

虜人立豫，諸酋皆不以爲是，其以爲是者，意保河朔，用豫以爲捍蔽耳。河南之地，虜人非必爭，得河南，已復中原之大半，徐議河朔，猶當以二聖爲請，臣前奏亦已畧言其故，蒙陛下採擇，則順逆之勢一分，人百其勇，是爲攻戰之利，界在夾河，諸軍分處南北，譬若藩籬宏逺，堂室以安，是爲守備之宜。因所獲虜人，厚拊存之，彼各識所屬酋長之意，分遣書詞，不至差殊，則是爲措置之方。使虜知朝廷志在討叛，而義不得已，彼豫眾亦知朝廷但誅首惡，而脅從罔治，則是爲綏懐之畧。若乃器械之良窳、軍食之困匱、禆校之才否、山川之險夷，則有司之事，將帥之職，父老知之，臣不敢臆説也。迂疎無所知識，惟聖明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