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鑰代汪尚書應辰撰《觀文殿學士錢公行狀》曰：

隆興二年，寓吏部侍郎，上面諭：“前日劄子議論甚好，朝臣皆不及。”時韓公仲通為尚書同對，論及經費，因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正恐此去，或更有調發，不易應辦。”公奏曰：“臣頃在戶部，已見支用不足，嘗總一歲出入之數，比較五年增損多寡為會計，録上之後，自度牒既行，僅得八十萬，通約有四百餘萬内庫取撥，又不在此數。而辛巳（紹興三十一年）調兵，為之一空。今日匱乏，實由于此。今宿兵之久，未見休息之期。臣等所以夙夜惴恐，未知救弊之道。”上云：“直須恢復中原了，財賦須充足。”仲通奏曰：“恢復恐未可必。且願陛下經度目前所用。”公奏：“仲通之言甚是。望陛下聽納。”上亦稱善。

時左相湯公思退、右相張公浚招戶部長貳同到都堂，右相問两淮興兵用度錢糧，公云：“未知合用多少？”右相云：“軍中大費，且備千萬。”韓公欲退而議，公云：“此事體大須與两丞相執政面議，若非于經費内分撥，必須飛泛措置，經費既不自足，飛泛必取于民。民力困敝，若無名横斂，不惟不堪，必致人言。”韓公云：“民間科斂甚難，不知以何名取之？惟有鹽鈔一事，容試議之。”公曰：“鹽事差可為。然添起鈔面，則民食貴鹽，未必及千萬之數。改法亦重事。若一切行之，恐致中輟。須先有定論，然後有司可以奉行。”後再論鹽事，右相云：“不若賣度牒數萬道。”尋有旨，且給一萬道，然竟不施行。

時左相乞出，公因對，又奏：“今廷臣羣居竊議，但以和、戰、守三事為進身之資，未嘗權國之利害，分朋植黨，牢不可破，以惑上聽。萬一事變，奈何？三說不必執，一但度事力淺深，知彼已當何如耳。”上極然之，問：“今日當何如？”公即奏：“三代以至秦漢，夷狄多得志于中國，所謂王者不治夷狄。非不治也，以不治治之也。”因歷陳秦皇漢武用兵之禍，高帝和親，宣帝不用兵之利，澶淵之盟，為中國之福；燕山之役，致靖康之變。又言：“太上講解，以致乂安。陛下欲成恢復之志，此聖主之用心也。然兵者，凶器，帝王之道，以仁為本。太祖灼見，故以不殺為武，應天順人，指顧而定。中原破蕩，而四海獨知有趙氏，豈非仁恩之至乎？非不知順旨迎合，可以保爵禄，世受國恩，蒙陛下非常之遇，臣而不言，誰當言者？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上改容欣納，云：“卿論事甚詳。”因賜巵酒，且云：“卿可見湯思退，諭朕旨，令勿再請。”仍見張浚，令早行退，詣二相府宣諭，右相遂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