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張氏宗譜序》曰:
予嘗仰觀乾象,北辰為中天之極,而三垣九曜,旋繞歸向,譬猶君之尊而無人不拱焉;俯察地理,崑崙為華夏之鎮,而五嶽八表,逶迤顧盼,譬猶祖之親而無地不本焉。君親一體,忠孝一道。忘之者謂之逆,遺之者謂之棄,慢之者謂之褻。無將之戒,莫大於不忠;五刑之屬,莫大於不孝。為人臣者,當鞠躬盡瘁,為人後者,當慎終追遠,不可一毫或忽也。今閱張氏譜牒,上溯姓氏之原始,下逮繼世之宗由,明昭穆以尚祖也,系所生以尚嫡也。序長幼以尚齒也,列傳贊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而能之乎!噫!世之去祖未遠,而懵然無知者,其愧於張氏多矣。龍圖閣大學士新安朱熹撰。
南宋士大夫請名家為其先人撰墓誌銘或譜牒之序者甚多。孝宗淳熙中,趙鼎門人龔茂良為相,乃為趙鼎贈誥加諡,而奉命為趙鼎撰諡議的學士洪邁就因對趙鼎的諡議草草數字應付之,大為龔茂良所不滿,不過數日之後便被罷黜外放。而朱子語類中記載了朱熹應趙鼎門人請為趙鼎撰行狀卻被其斷然拒絕之事,雖然不明是趙鼎之哪位門人請朱熹為趙鼎撰行狀,但大約可以推知,應該是當時擔任宰相的龔茂良遣使命朱熹為趙鼎撰行狀的可能性比較大。在趙鼎的門人中,汪應辰陳俊卿都是其佼佼者,但陳俊卿怨恨趙鼎將自己第一名狀元轉授自己門人的事心中不甚滿意,故此不肯出面請朱熹為之。而且,陳俊卿汪應辰都對朱熹有薦拔之恩,如果是汪應辰陳俊卿開口,朱熹必不會斷然拒絕。何況朱熹為陳俊卿所撰的行狀就有將近二萬字,朱熹之所以不肯應約為趙鼎撰行狀而推之於陳同甫者,估計是對於趙鼎行述所言不大可信,深恐遺羞後世。
朱熹《張氏宗譜序》從行文上看,似乎是真的,不屬於偽託之文。這與上海圖書館所藏朱熹為葉夢得而撰的墓誌銘明顯是偽託的情況有所不同。上海圖書館館藏的朱熹所撰《葉夢得墓誌銘》經浙江大學古籍所的學者考證是明顯的偽託,但其葉夢得墓誌銘的文字的確完全不見朱熹的行文風格,似乎是鄉土秀才的作品。也或完全是偽託。畢竟,葉夢得是一代文豪,其子孫也不至於完全無文學行述功底,因此其文被目為偽託是可能的。但這篇文字符合朱熹的風格。值得懷疑的是,朱熹的所謂龍圖閣大學士的稱謂,完全是後人竄入的,絕對不是朱熹自己的落款。
據《文獻通考》記錄,宋代的龍圖閣學士屬於樞密院被顧問的學士,只有直學士和待制兩種,從來不曾有過大學士之授。如果朱熹的這篇序文作於乾道七年三月張栻進呈其老譜之前,則當時朱熹官秩尚是迪功郎。據史料記載:
乾道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己未,左迪功郎朱熹辭免召命,乞差岳廟。
其時丞相梁克家言朱熹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且屢召不起,故執政俱稱之曰:“熹學問淹該,但泥於所守,差少通耳。”孝宗曰:“士大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疏通。如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為文。及即位以來,今十有餘年,諳曆物情世故,豈止讀書為文,須有用乃可耳。朱熹今以疾辭,然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于義未安,再辭;逾年,乃拜命。
也就是說,朱熹自左迪功郎進除宣教郎而接受除命之事在淳熙元年,而宣教郎官秩為從八品。
直到孝宗淳熙十五年秋七月二十五日,因朱熹之政敵宰相王淮已罷,朝廷始詔除朱熹寶文閣待制,然朱熹辭而不受除命。這一年,朱熹已年近六十。期間朱熹雖曾做過一段時間的提舉浙東常平公事,但都不是顯達,官秩也不曾及正三品龍圖閣直學士。況且,兩宋之際沒有龍圖閣大學士這一官秩名,只有龍圖閣直學士和龍圖閣待制。
就朱熹為其作序的時間而言,應該在乾道四年前後。先是,乾道二年秋九月,有旨贈魏國公張浚太保,張栻上表謝恩。於是,朱熹應張栻之請,為撰《張魏公行狀》。乾道三年八月,趁賦閒之際,朱熹乃攜門人弟子林擇之、范念德自福建之潭州訪問張栻並,將所撰四萬餘言的《張魏公行狀》交稿。張栻其時雖已釋服從吉,然其時朝廷對張栻並無除授之意,張栻兄弟乃改城南妙高峰居所為學院,以招納弟子教授生徒,以補貼家用。當時張氏族人大皆聚居於張栻妙高峰舊宅,因此或有趁機編修張氏族譜之舉。以當時張栻父子的號召力,修編張氏族譜應該不難。朱熹或在此時受張栻之請,為張氏族譜作序。此時朱熹在序中的落款應該是無官無職的,也就是說,朱熹三年一人的監南嶽廟也滿秩侯任,是白身狀態,故此不便署官名。後人徒為附益,故為其加上了龍圖閣大學士的顯位。當然,張栻因宅為書院,朱熹亦或受此啟發,後來曾經擴建復建籌建多所書院。
龍圖閣大學士的稱謂,只存在於近世戲文裡,如連續劇《包青天》,裡面有個龍圖閣大學士包拯。兩宋之際是不曾有過龍圖閣大學士的,只有龍圖閣直學士和龍圖閣待制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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