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这些反家暴措施，花季少女还会轻生吗？

                          杨  涛

7月8日下午，一名13岁的女孩从青岛市市南区一座商务楼的7楼跳下身亡。这个名叫孙正雯的女孩自杀前留下三页遗书，称因为不堪忍受父母长期的家暴，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女孩还留有一页遗嘱，希望死后捐献遗体，“能捐的都捐了。”（大众网7月11日 ）

   尽管时光不可逆转，如花年齢的少女已经离开人世，事情无法再假设，但是，我仍然愿意做一个“马后炮”，作一些假设。

假如孙正雯在受到家暴后，能及时找到相应的民间组织，民间组织一边收容她，一边报警;或者，孙正雯的邻居、老师、医生等负有举报家暴的义务，当他们发现孙正雯时能及时报警。而警方能迅速介入，如果发现情节严重，就将孙正雯的父母送上法庭接受法律制裁;如果情节达不到刑法制裁的标准，则要求法庭对其父母的监护权进行审查，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由法庭剥夺他们的监护权，如果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则暂时剥夺他们的监护权，将孙正雯送到临时监护场合，待她的父母有悔改表现后，再让他们行使监护权。有了这些假设，孙正雯会如此在大好的花季年齢轻生吗？

 遗憾的是，现实的情形是，孙正雯从小到大，父母只要稍有不满就会对自己拳打脚踢，曾经在冬天因为“做作业做得晚让我光着腿在水泥地上跪了一夜”，女孩的妈妈还在她的膝盖下放了许多碎玻璃渣。在漫长的家暴期间，孙正雯既没有找到相应的组织求助，也没有领居和相应的人士进行救助，警方和其他社会团体更没有主动介入，只有老师曾经打电话警告过他父母而已。而我们的法律，似乎也是空白无力，刑法规定的虐待罪，不过是一个自诉案件，如果不是被媒体报道，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司法机关通常并不会主动追究父母的责任。民法通则虽然也规定了可以进行监护权的变更，问题在于，一个未成年人，他如何提起诉讼，谁来接管他的监护权，他不靠父母又能靠谁生存？

 不过，有人马上会问了，既然法律没有规定，那么我提出那些假设，不是显得太不现实，太娇情了。是的，我们现在的法律没有规定，并不等于我们的不规定是合理的，因为，这些东西实行起来并不难，更何况，有他山之石，何难之有？

       比如，借助社会的力量来防止家暴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在香港，就有一个“防止虐待儿童会”，这是一个倡导儿童权益保护的民间社会组织，他们针对虐待儿童、疏忽照顾儿童等情况，提供了热线、调查、个案跟踪、小组辅导及公众教育等服务。美国有强制报告制度，老师、社工、医生、护士、邻居等如果发现虐待儿童的事件必须报告，若知情不报被发现一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在公权力预防家暴和救助儿童方面，其他国家也有经验可循。例如，在英国，警察接受举报调查确定父母确有虐待行为后，就会通过法律剥夺他们的监护权， “相关部门对父母进行惩罚后，会进行一段时间的考核，直至其被确认没有伤害孩子的可能，才能将孩子领回家，否则一辈子都可能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在美国，一旦发生家暴，法院可以限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父母可以看望他们的孩子。法院将保留这个案子直到儿童回到家中并且被认为安全，或者将儿童永久地安置在一个新的安全的家中。

      在司法救助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对于家暴也是相当重视。在香港在司法追究方面，对未成年人负有管养、照顾责任的人，故意袭击、虐待、忽略、抛弃或遗弃未成年人，而导致其受到不必要的痛楚或健康损害，包括没有为该未成年人提供足够的食物、衣物或住宿的，均属刑事罪行，最高可判处监禁10年。在挪威，警察和公诉机关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起诉讼。

      今天，我们之所以针对孙正雯的离世，还须作出种种假设，那就是在于我们制度与法律的不完善，我们主观并没有重视家暴问题，没有将家暴提到议事日程，一部《反家庭暴力法》迟迟不能出台，这正是孙正雯事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