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飙车惨案的法律思考

                              杨  涛

5月26日凌晨，一辆红色GTR(日产豪车)跑车和一辆宝马车在深圳滨河大道玩起了飙车，红色GTR在滨海大道由东往西行至侨城东路段，与同方向行驶的两辆的士发生碰撞，造成的士车内3人当场死亡，红色GTR车内一男三女也不同程度受伤。据深圳交警初步调查，红色GTR司机侯某超速醉驾，逃逸7小时后又到交警部门自首。目前，侯某已被交警部门刑事拘留。（《南方日报》5月27日）

又是一起惨烈的飙车肇事案，比起当年发生在杭州的飙车案来，深圳这起飙车案的惨烈程度和死亡人数有过之而无不及，杭州那次仅造成一人死亡，而此次则是造成3死3伤。一起起飙车案触目惊心，为何屡屡发生呢？我们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上，难道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去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正式确定了“危险驾驶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不过，绝大多数人都将它仅仅理解为“醉驾入刑”，事实上，一年来，有关司法机关也依这一条款判处了众多醉驾者。但事实上，“危险驾驶罪”也包括飙车行为，然而，这一年来，除非飙车发生惨烈车祸，否则仅仅因为飙车行为而治罪的寥寥无几---甚至什么情形下，飙车行为算“情节恶劣”可以治罪，我们也不太清楚。难道飙车行为比起醉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会小吗？显然不是，从这起飙车引发的惨案可见一斑。那是不是飙车行为比醉驾行为更少吗？恐怕也不是，这些年媒体曝光的飙车案也不在少数。也许在于执法者认识因素，主观上更痛恨醉驾行为，因而查处醉驾更为有力，而忽视飙车行为;也许在于飙车比醉驾更难查处，所以，交警较少查处飙车案。不管如何，总之，对飙车行为的有意无意地放纵，造成了飙车猛于虎的惨烈现实，值得我们深思。

再有一个问题是，飙车造成再惨烈的交通事故，也与普通交通事故一样，最高只能判处7年的有期徒刑，这恐怕也是对飙车打击不力的一个体现。深圳这起飙车事件中，有目击者称“根据他开车多年的经验判断，速度至少在180码以上”，微博上，甚至有人称，“这辆车的速度达到280码”。而当年杭州飙车案，警方先是称速度为70码，后经公众质疑，认定为“车速在每小时84.1公里到101.2公里范围内”。而180码，在非高速公路上行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难以让人想像。但是，飙车造成惨烈后果，同样仅仅以交通肇事罪治罪。当年有人曾提出杭州飙车案的胡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法院并没有采纳，专家也否定。问题上是，如果一个人在非高速公路上将车飙到180码以上，他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相信他能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他这种主观心态难道不是间接故意中的“放任”吗？为什么不可以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呢？立法者和司法者是不是该考虑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呢？

 最后一个问题是，红色GTR司机侯某涉嫌超速醉驾，但是，他是在逃逸7小时后又到交警部门自首的，这时要检测其醉驾恐怕比较难了。这种利用逃逸逃避醉酒检测的方式与警察查酒驾时当场饮酒、冲卡等行为，大量的出现，已经让“醉驾入刑”的威慑力大大减弱，许多醉驾行为因此得不到法律的制裁。面对着这些新情况，有关立法和司法机关也应该高度注意，适时出台相应的措施来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