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踢皮球：变异的“司法理性”亟须纠正

                     杨  涛

“现在找检察院，检察院说案子在法院；找法院，法院说案子他们已经退回了检察院。”7月7日，河北省涉县河南店镇胡峪村村民贾忠海告诉记者，5年里，他的妻子刘志连的案件反反复复，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还曾作出过死缓的判决，刘目前仍被关押在涉县看守所。“但现在却突然成了没人过问的‘无主悬案’。”（《中国青年报》8月1日）

   一个被邯郸市中院曾判处过死缓的案件，因为被河北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事态就急转而下，邯郸市中院准许邯郸市检察院撤回起诉，邯郸市检察院退回涉县检察院，涉县检察院又将它起诉到涉县法院，而法院拒不收案，案件在法院和检察院之间反反复复踢皮球，当事人无望地在看守所等候着“球赛”的结果。

      从这一起案件中，很清晰地看出相关司法机关的“理性”，谁也不愿意最后接手和处理这个烫手的“山芋”，于是，他们在二条线上展开了作战，形成了司法史上的奇观：一条线是检法之间的作战，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邯郸市中院本可作出无罪判决，但他们乐于让邯郸市检察院撤回起诉，涉县检察院本可作出不起诉，但他们执意要将案件起诉到涉县法院;另一条线是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的作战，对于这起案件，邯郸市检察院也本可作出“存疑不诉”，但他们并不想在自己的手中结束此事，引火烧身，便将其退回到下级的涉县检察院。

    他们都很明智，都很理性，符合经济学上所说的“理性经济人”，我想，如果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冲浪，是要赚大钱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核心和关键问题，一个是国家赔偿，一个是责任追究的问题。涉县一位政法工作人员表示，此案“一旦涉及国家赔偿，这个案子没有100万下不来。”所以，邯郸市中院愿意将此案退回给邯郸市检察院，先前他们判处刘志连死缓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不需要国家赔偿，也无须追究责任人;邯郸市检察院不愿意作出不起诉决定，他们利用他们上级领导下级的权力，将它推到涉县检察院，让下级检察院来揩屁股;当然，涉县检察院也不愿意去承担这一责任，便将这一烫手的“山芋”往涉县法院推，整个案件就成为了“罗生门”。

    不过，仅仅看出检法之间这一层的“司法理性”，并不算高明，因为国家赔偿深入人心的今天，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端倪，但我看到了更深层次的“司法理性”，一种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理性”，那就是检法之间其实想坐实这一案件的意图。涉县检察院之所以敢于一次次将案件往涉县法院送，因为他们有“尚方宝剑”在手，涉县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当时由市人民检察院从市人民法院撤回起诉，然后在县里，由县人民检察院起诉至县人民法院，是市里检察院和法院两家商量好的。”这话的言下之意是，市里检法两家，并不想认真纠正此案，他们是想通过将管辖权下调一级，将案件坐实，同时，被告人上诉也上诉不到省高院，以此来避开省高院的监督，如此，只要判处被告人有罪，实际上所有司法机关都不需要赔偿与承担责任。曾记否，当初佘详林案件，不就是因为中院判不下了，就放到县里来判，作出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最终酿成错案。

     市场经济下，每个人可以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行动，不过，他同样要遵守法律。而对于掌握公权力的司法机关而言，却不能考虑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为公权力的所有目的，就是为了公众利益，保证公平、公正，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司法除了遵守法律的理性外，不应当存在为自身谋利和推卸责任的“理性”。在邯郸市，这样的“司法理性”居然能大行其道，并无法得到纠正，这说明，在某些地方，司法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已然成为常态，让司法在阳光下普照，让权利监督权力，权力制约权力势在必行。譬如这起案件，必须向公众和媒体相关细节，让更多人介入监督，同时人大和上级司法机关应当组成调查组，及时纠正这起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