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两种为药家鑫“辩护”的言论

            杨  涛

“我要是他（药家鑫），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药家鑫事件中的死者）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很难想像，据留言人的资料显示，如此的话语竟然来自一个大学生药家鑫的同门师妹李颖。（《重庆晚报》4月4日）

 我曾经写过文章，认为药家鑫虽然罪行严重，但考虑到他本人一贯表现与从轻情节，可以对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我绝对不接受药家鑫的同门师妹李颖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已经践踏了人伦底线，已经是在借用“宽容”为暴力杀戮开路。

围绕着药家鑫案，我们的社会再次发生分裂，一派对药家鑫严加斥责，要求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另一派则认为他虽然罪行严重，但罪不至死，且有从轻情节，希望能保留他一条性命。其实，一个社会，存在多种意见分歧是正常的，真理只有在“意见的自由市场”博弈中才能胜出，并且这种经过意见市场洗礼胜出的真理才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并且能得到人们的信服。

即使是一个坏人，他也有权进行辩护，别人也有权为他进行辩护。辩护是公民最基本的法律权利，我始终相信，尊重坏人的权利，让坏人也能得到充分的辩护恰恰是一个国家尊重人权的睛雨表。尊重坏人的权利恰恰也是保护好人权利的前提，如果我们连坏人的合法权利都可以保护，那么好人的合法权利就没有理由不保护，如果坏人的合法权利不保护，那么，权力滥用最终也会到好人头上来。所以，为药家鑫的正当辩护的言论不应当受到网络暴力攻击。

 但是，所谓的“辩护”，应当是有法律底线与人伦底线。比如，主张对药家鑫可以考虑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认为他平时一贯表现比较好，有自首情节，事后有悔罪表现，是有一定法律依据的，因为，从法律角度上讲，这些情节，都表明他仍然有教育改造的可能，对他进行留有余地的判处，还是有可能将他改造好，实现“惩前瑟后、治病救人”的刑罚目的。甚至他是否“激情杀人”，虽然可以商榷，但仍然还是在法律范围内，仍然是在人伦底线上的讨论，仍然属于意见分歧之内的“正当辩护”。对于这些观点，公民当然可以表示异议，可以进行反驳，但没有必要高举大棒，试图进行人身攻击，而应当如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然而，药家鑫的同门师妹李颖一句“我要是他（药家鑫），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药家鑫事件中的死者）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的横空问世，却完全践踏了法律底线，践踏了人伦底线，已经不再是为药家鑫的正当辩护了。绝对禁止杀害无辜，这不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道德和人伦的要求，任何借口都不能成为一个人杀人理由，何况，被害人“记车牌”是天经地义。李颖的话，已经不再是为药家鑫进行法律上的辩护，而是为他的凶残，为“药家鑫们”的凶残进行强词夺理。这种言论遭受到人们的批判、谴责、抨击、揭露是理所当然，因为这话，在性质上比纳粹掩饰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更严重，而是相等于希特勒所说，犹太人是劣等民族，杀害他们是应当的。

今天，在李颖说出这种伤天害理的言语时，区分这两种为药家鑫“辩护”的言论特别重要，因为，李颖貌似为药家鑫进行“辩护”的言论，却完全可能让一些理性的“辩护”声音淹没在道德批判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我看来，一个社会容忍在法律与人伦底上为药家鑫“正当辩护”的言论，是一个社会走向宽容、多元化和文明的体现;一个社会懂得对那种在法律与人伦底线为药家鑫“辨护”言论进行批判，也昭示着一个社会底线在确立。但是，将两者混为一谈，一起打包进行攻击，甚至是进行人身威胁，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离成熟与理性还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