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强奸疑犯判决争议中的法治焦虑

           杨  涛

母亲得知女儿被强奸后，悲愤难当，拉上弟弟喊上朋友找“坏蛋”兴师问罪，结果却在一众群众的“助威”中，将“坏蛋”殴打致死。12月27日，该案在广州中院一审宣判，陈雪香犯故意伤害罪获刑5年，其弟陈建雄犯故意伤害和非法持有毒品两罪，获判17年徒刑，同案人汤炽辉则获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三人还需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近50万元。（《广州日报》12月28日）

按照刑法的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陈雪香有自首情节，加之被害人可能存在重大过错，对她判处5年刑罚，也是在法定量刑幅度之内，判决本属正常。当然，如果考虑陈雪香家庭的实际情况，对她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也未尚不可。不正常的在于，网民的评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甚至诅咒法官判决不公，甚至认为陈雪香率众打死强奸疑犯是值得歌颂的义举。

人类社会步入文明社会、法治社会，就是每一个人都交出自身的许多权利，包括交出自己自然状态下的“执法权利”，由公众选举出的公权力机关来统一执掌行政、司法等权力，裁决人们之间的纠纷、制裁罪犯，以结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战争”。就制裁罪犯而言，公民当然享有扭送罪犯和正当防卫等自力救济权，但是，审判罪犯、惩罚罪犯都应当由公权力依照法律来进行，如果人人都有权进行“私刑”惩罚罪犯，法治就荡然无存。

 另一方面，人情与法律虽然存在冲突，但并不是不兼容。法治范畴的人情与法律的平衡就在于，在立法时考虑到人情的因素作出适当的规定，在司法中考虑到人情的因素作出酌定从轻的情节，但是，人情的因素绝对不能游离于法律之外。因此，陈雪香率众打死强奸疑犯是以“私刑”审判与惩罚疑犯，是对司法机关权威的蔑视与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法官理应对其行为作出否定的评价; 陈雪香率众打死强奸疑犯，虽然在人情等有可原谅的因素，但法官却不能因为人情而罔顾法律，理应对其作出有罪判决。

在对陈雪香行为一片叫好和对法官的指责声中，我依稀看到启蒙法治意识的焦虑。在“依法治国”作出治国方略提出十三年后的今天，许多公民其实并不理解法治的真义，或者依然不推崇法治，抑或仅仅将“法治”当成一种口号。对于疑犯，他们不是寻求法律惩罚来达到公平、正义，仍然满足于行“私刑”的神速与快意，在人情与法律冲突之中，仍然习惯于将人情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不知道，法治失之于迅速、失之于简便，其实是在带领人们走出茹毛饮血的“丛林社会”，其实是更周全地保障包括行“私刑”者在内的每个人的合法权利。

 当然，在这一片喧杂声中，我更看到法治实现的焦虑。一些人骨子里面是渴望恢复丛林社会中的自我“执法权”，更多的人是对公权丧失信心，对于法治能否实现充满疑虑。他们对于陈雪香行为的叫好，是因为他们对于公力能否公正救济充满怀疑，他们开始推崇私力救济;他们对于法官判决的指责，并不是认为人情能高于法律，而可能仅仅是对司法公正审判没有信心。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有赖于执法机关公正执法、司法机关公正司法，权力能自我限权和受到外部监督与制约，确保权力是为权利服务。真正的罪犯吞舟是漏，而无辜的赵作海却在狱中呆了十一年，上访权利写在法律上，上访人却常常被送进精神病院、被跨省追捕、被治以“敲诈政府罪”，“我爸是李刚”则标志着一个“拼爹”时代的全面到来，执法、司法的公信力的全面退缩，人们如何不为私力救济唱赞歌呢？然而，如果一味贬损司法权威，沉迷于这种私力救济，法治就越发边缘化，社会将陷入“以暴制暴”的怪圈。

 谁能带领我们走出这个怪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