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抓贪官”几时休？

杨 涛

在今年1月份的山西省人代会期间，山西省人大代表孔繁新等联名向山西省检提出了《建议检察系统改变办理反贪案件下指标的做法》的建议。该建议认为，检察系统对于反贪案件逐级下达指标，以此作为考核奖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依据的做法，会使检察工作偏离方向。近日，山西省检察长王建明在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回应称：“今后，在考评全省各级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工作时，不再设立办案数量指标，而是重点考评其统筹把握查办案件的力度、质量、效率、效果的能力和水平。”（《南方周末》12月23日）

 外行人并不知道，上级检察机关是如何来评价和考核下级检察机关的办案工作，根据山西人大网的披露“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考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查办贪污受贿犯罪案件工作办法中，关于反贪污受贿工作考评内容有十余项，其中一项是以前3年立案侦查案件数量为基准比较办案数量的升降，并规定升降幅超5%的，根据上升或下降的案件数量，给予一定的加分或减分。”形象地说，就是每年年初时，上级就给下级定好指标，预约抓多少贪官。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经感慨地认为，阻挠旧中国步入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缺乏“数目化管理”，治理社会往往是笼统地管理。不过，今天看来，在某些领域可能我们“数目化管理”还未完善，某些领域“数目化管理”可能过了。反贪办案定指标可能就是属于后者。具有最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抓贪官并不像是搞生产，能事先筹划，万一今年发现的贪官数量大大地超出事先计划，那是不是缓抓，又万一今年没有发现规定的贪官的数量，那是不是硬抓来凑数呢？早就有人指出“在完成指标的要求下，很多基层检察院都把矛头对准企业和村里，成为新的‘民怨’的来源”。

不过，我又要替这个考核办法说上几句话。众所周知，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司法人员也不例外。基层检察干警，办案时面临着巨大压力，来自地方党政的压力，来自其他机关和官员的干扰和亲朋好友的说情，其实谁不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查办案件就少得罪人。如果真取消以办案数量来考核下级干警的的办法，对于他们来讲，恐怕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公众所收获的却是一地鸡毛---除了少数由领导交办的案件能得到认真查办外，再无多少案件能得到查办，贪官们将弹冠相庆。

我常常惊诧于日本东京地检署的检察官坚韧不拔的办案精神，他们往往从一个小小的案件一直查办下去，最终触及大臣和首相级高官，我也惊诧于以往美国独立检察官与总统硬碰硬的精神。他们并没有办案指标的考核，我想，支撑他们敢于冒犯权贵，甚至不怕牺牲的，应当是那种职业的荣誉感，那种捍卫公平、正义决心，外加于民众和媒体的“围观”与监督，而这些恰恰是我们这里所缺乏的。

并不是说我们的检察官素质不行或者思想觉悟不高，但是，职业的荣誉感必须来自职业的独立性，来自只服从于法律也不服从于任何权力的地位上的尊祟，来自查办案件后能势如破竹而无阻碍的快感。而从事检察工作特别是反贪工作都往往有一肚子的牢骚，因为其实能查办什么案件，查办什么级别的案件，并不是由他们自己所能决定的，层层的请示汇报、重重的压力，源于他们的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党政控制的现实。如果我们能加强检察官的独立性，让他们只服从于法律，同时加强公众和媒体的舆论监督，及时曝光那些腐败现象和监督检察官自己的有案不查的现象，督促检察官依法办案。再辅之以检察官成功查办案件后，在经济和升迁上的适当鼓励，如此，办案数量指标考核的办法真没有必要存在了。

  如若前面的条件不具备，恐怕保持这种数量考核比盲目废除更实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