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要符合常人理性

           杨  涛

2009年11月3日，郎计红因抢包被辉县市公安局民警抓获。审讯中郎计红交代，抢包是因为自己身患尿毒症的妻子施新红需要继续到医院做透析，而自己到处借钱碰壁，“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有了抢包念头的。2010年1月14日，辉县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郎计红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2000元。对此判决结果，有观点称，为病重的妻子想尽办法筹钱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能因此就在法律面前讲人情。但法庭认为，对郎计红的判决体现了《刑法》“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的原则。（《中国青年报》8月9日）

 一方面，为患重病的妻子抢钱治病，似乎在道德上情有可原，另一方面，这种抢夺的行为是触犯了刑法，是应当受到法律处罚的行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例如在2009年4月21日，张方述兄弟俩人为了给母亲筹集的治病钱，在广州闹市持刀劫持人质，同样引发了各方对他们量刑轻重的激辩。如何才能正确处理这种两难的命题，我们的社会经常分裂之中。

 其实，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固然存在，但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激烈。西汉时，董仲书“春秋决狱”就是以道德入法的典型，然而，直到今天，有人叫好，有人批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反映在两方面，一方面在立法层面，就是那些违反道德的行为可以制定为法律；另一方面是在司法层面，就是那些在道德上的行为在法律处理上应当从重或者从轻。“春秋决狱”如果以道德代替法律，就是司法者代替立法者，为现代法治所不容；如果仅仅是在司法者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引用儒家经典来帮助断案，则无可厚非。

  为病重的妻子抢钱的案件，涉及道德在司法层面的认定问题。道德在司法层面的是否恰当，必须考虑到的是，判决考虑了道德因素，有无超出法律的规定，有无超出司法者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其次，考虑到这样的道德因素融入判决之中，是否符合普通人的感受。前者是因为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是衡量我们行为的准则，道德因素绝对不能成为法外判决的理由，否则就破坏了人们的预期；后者则是因为，司法判决要与普通人的感受相符合，司法不能僵硬地脱离生活，让普通人觉得判决有悖于常理，而无法接受。

   郎计红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2000元”，其实还是在法律的幅度内，因为按照他的抢夺金额应当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的“三年以上”包括本数，也就是也可以判决三年，这没有逾越法律的规定。同时，根据他的犯罪动机和悔罪表现，以及考虑到他是一家生活来源，对他在法律范围内处最轻的刑罚并适用缓刑，也是可以为普通人所接受的。

    郎计红被轻判的问题，其实更应当从反面来看，倘若对他判处不是判决三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而是直接在牢里关上五、六年，恐怕普通人很难接受。毕竟如同他这种情形是比较少见，对他重判起不到教育意义，同时，他的妻子仍然急需他赚钱来维护生命，重判就可以危及其妻子的生命，这种惩罚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司法者进行判决时，必须考虑常人的感受，让自己的判决能让社会接受，从而使得司法与社会接轨，得到民众的拥护，这也是所谓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的体现。

     超越法律范围的判决，是一个违法的判决，而一个不考虑道德和普通人感受的判决，则是一个不符合情理的判决，如何在两者中保持一种平衡，则是司法艺术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