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大学行政级别需要高校领导“壮士断腕”

                             杨  涛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另外，他认为教育投入应该进行细化安排。（《新京报》3月7日）

      纪宝成反对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的理由有二，一是行政化是“不按照教育的规律、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用行政的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才是行政化”，譬如学校被管得太多，没有自主权。而不是光指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二是取消行政化是努力方向，但不光教育，所有领域包括出版单位、报纸、研究院都要取消，才可行，否则是不可行的。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比如“如果去找政府谈事情，是科长、处长还是市长来接待？这个是不一样的。”

       纪宝成所说的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事实上，目前整个社会环境也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人的社会地位甚至是所在单位的社会地位，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后，大学的领导对外交往中肯定会存在某种不便。我所知道的某央企在取消行政级别后，自己内部还是下文给各部门负责人戴上个行政级别的帽子，因为这样才有利于他们与地方进行交往。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这种交往不便等等原因，继续保留大学的行政级别，却是非常有碍于大学去行政化。因为大学去行政化是一体的，既要去行政级别也要去行政化管理，既然大学领导可以保留行政级别，那么，大学保留行政层级也没有错，继而大学沿用行政手段和思维也是可以接受，那么，大学去行政化就遥遥无期，大学体制也只能继续走老路了。

          其实，在我看来，纪校长们之所以主张大学保留行政级别，表面上是讲，为高校办事提供便利，但内心也未尝不是为高校的领导人保留既得利益。因为既然是“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那么高校领导人保留行政级别，就在社会上会显得很有地位，他们出去会受到他人的尊重，他们到政府部门能得到很高的接待，他们可以享受行政领导的待遇，当然，他们也可以从高校跳出来进入行政部门。

         然而，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就必须要求高校领导有“壮士断腕”的气概，要高校领导敢于舍弃行政级别这种既得利益。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是一场关系到教育何去何从的改革，是回答钱学森“世纪之问”的改革，改革总是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如果高校领导人仅仅因为自身的一些个人利益而保留行政级别，那么，要推行其他改革必然难以服众，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将步履维艰。反之，如果高校领导有“壮士断腕”的气概，舍弃行政级别这种既得利益，领导人自己轻装上阵，那么，高校其他去行政化改革就更有说服力，改革推进也就会更加迅速。

           纪宝成还说到取消行政级别，“不光教育，所有领域包括出版单位、报纸、研究院都要取消，才可行，否则是不可行的”。这话似是而非，如果其他领导，如医疗、出版行业等都提出这个主张，谁也不首先放弃行政级别，就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谁也不肯第一个取消行政级别，那么所有的领域都无法取消行政级别。不过，幸好，医疗卫生领域并不没有搬出这套理论，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3月6日在小组讨论时称，公立医院将取消行政级别，实行全员聘用制。这是对纪校长的最好回应，医院取消行政级别了，高校还坚持什么行政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