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堵路讨薪凸显“维稳比维权更重要”的怪圈

                     杨   涛

2月1日，郑州市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举行 “冬日暖阳——讨薪进行时”大型援助农民工公益活动。然而，当天却上演了多场农民工讨薪。2月1日上午，上百农民工堵路讨薪，致北环大动脉“肠梗塞”，车辆排起长龙。一位吴先生称：“我知道‘堵车’是违法行为，但不违法不中，不违法要不来钱。”(《河南商报》2月2日)

   当前，维权的路径已经向非正常轨道滑进。一种是暴力维权，像孟连事件中，村民暴力与警方作对，像石首事件中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不过，这种成本太大，事后也往往会陷入刑事追究；另一种是自残性维权，像河南新密的“开胸验肺”事件，拿自己的身体作为维权道具，像成都的唐福珍自焚，但是，即使权利得到维护事实也得不偿失。最后一种就是像郑州这样的诉诸悲情“违法式维权”，通过摆放尸体在公众场所，抬棺游行或者堵路的方法，向公众表明自己的痛楚，制造舆论压力，给政府施压。

  这些维权者，知道自己的堵路是违法，但他们也知道，唯有这种违法才能实现自身的权利。因为，他们并不是首先就开始实施这种违法行为，而是在无数次的维权失败后，才出此下策。一位何女士说，经过多次交涉，拖欠方都不理不睬。1月28日，她曾找过郑州市建委清欠办和办公室，还曾多次找过北林路办事处，但对方都要他们去找建筑公司交涉，然而，航天建筑方的负责人毛姓副总却迟迟不肯现身。总之，“我就像皮球一样，被一脚踢过来，一脚踢过去。”因此，建筑方拖欠工资是事情的起因，但是，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则是引发堵路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以往的无数次这种堵路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通常是不会特别理会民众的维权要求，他们将维权的公民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因为他们知道，就是不理会、不搭理这些维权的公民，并不会引起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那些无助的公民根本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和官阶。但是，一旦他们集体上街堵路了，这事件的性质就变了，从一个单纯的维权事件变成维稳事件了。而维稳则是各级官员“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关系到各级官员头上的乌纱帽。因为，他们就会特别注重公民的维权的问题，因为只有解决了公民的维权问题，堵路就会消失，而维稳的政治目的就达到了。

这个路径也出现在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的长沙湘和化工厂污染事件。从2004年上马镉生产线后，当地就出现周围树木枯死、村民中毒的症状，可是，面对着居民的大量投诉，直到今年7月30日居民大规模围堵镇政府以前，有关部门作出的结论仍然是“废水、废气中各类污染物均做到达标排放”的结论。而一旦发生居民围堵镇政府的事件，各级政府就迅速行动起来，各种措施也开始采取了。所以，作为维权的公民也开始意识到政府官员的这种“维稳比维权更重要”的逻辑，他们在维权无望之时，开始利用各种堵路的违法手段，制定维稳事件，从而倒逼政府部门帮助他们维权。

  郑州的堵路事件发生后，北林路办事处书记迅速赶到现场，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也开始介入，预计这一事件将很快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政府官员不转变工作思路，不真正把民众的温暖挂在心头，不将每一个维权事件当作维稳事件来看待，那么，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将维权事件化作维稳事件，法治只会渐行渐远，社会只会越来越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