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产”判决令司法蒙羞

杨 涛

判决时间是6月4日，而开庭时间却是6月12日。判决书竟然“早产”了？10月25日日，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法院称，由于工作疏忽造成笔误，已对判决进行了更正，将判决时间改为6月24日。据悉，两年前，该法院也曾出现一次“早产判决”。 。（《长江商报》10月26日）

 我们真的希望，这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早产判决书”的原因仅仅如该案的审判长何国琴所言，“是工作疏忽导致，打字员打错了，校对也没有发现。”不过，仅仅是这一次笔误，法律的威严与法官形象本身就在当事人心目中打上了一个折扣，令司法为之蒙羞。

但是，如此轻率地将下“早产判决书”却不仅仅是黄州区法院。一些法院的法官对待判决书的草率让人震惊：四川某市人民法院一份民事判决书中有5处错误，将“原告、被告”颠倒了；某地级市两级法院，两年内有24件判决书中写错了刑期，有份判决书刑期错算长达11年；南京某法院法官在判决书上写错一个数字，一位女囚差点为此多坐了一年牢；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一份判决书中，文字错误多达80处。原告说判决书把自己名字写错了，法院却下通知，让原告按判决书改名字。

 对于法官来说，判决书不过是他们日常从事的无数工作之一，当事人不过是他们接触的无数个判决书上冷冰冰的名字而已。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涉及到他们的权利义务，财产、名誉乃至自由、生命，判决书如何写，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叙述，而是生活的重要部份甚至是全部，绝对马虎不得。如果说，“法官就是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语），法官代表着法律的门面，那么，判决书代表着法官的门面，如果判决书都漏洞百出，那么可想而知，法官在当事人面前有什么形象和尊严可言，法律和司法制度本身也会因法官粗制滥造的判决书而蒙羞。

 可惜，我们不但有“早产判决书”，有错字百出的判决书，更有别有用心的法官制造的“鸳鸯判决书”。在湖北省荆州中院，出现这样一起这样的案件：在同一案件中，原告、被告所持的同一文号的民事判决书，居然出现了诸多不相同的内容,将对原告有利的送给了原告,对被告有利的送给了被告。类似的，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法院也曾经出现过“鸳鸯判决书”。如果说“早产判决书”反映了法官粗心与失职，那么，“鸳鸯判决书”却完全反映了法官的滥用职权和狂妄，法律被某些法官肆意地蹂躏和践踏着。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可惜，法官本是凡界的俗人而非天上的神灵，法官的“王侯”地位的获得，并非是先验的和世袭的，而是必须仰赖于公正的司法和严谨的作风，获得民众的认可。近些年来，我们在司法改革中，借助于法袍、法锤等道具，试图增加司法的神秘性，提升司法官的地位与公信力，但是，这些外在的道具如果不与法官内心对于司法这一职业的虔诚和尊崇结合起来，司法官无法真正确立自身“王侯”的地位。“早产判决书”、 “鸳鸯判决书”的一次次出现，让我们看到司法再次蒙羞，同时看到司法必须为提升自身的品质不断进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