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口费”呼唤更透明的监督环境

           杨  涛

9月25日晚上，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在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的一次惊险的拍摄，留下了中国新闻界耻辱的一幕：一场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争先恐后地赶到出事煤矿——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41岁的矿工吉新红在矿内闷死，事故发生后，煤矿未向上级报告，反而为闻风而来的各地的所谓“记者”发放“封口费”，多则上万元，少则几千元。（《中国青年报》10月27日）

 个别记者昧着良心收受“黑钱”，那只是粥里的一粒老鼠屎，不足为奇，但如此之多记者闻风而上（至少四、五十人以上），却是我们社会肌体出了问题。其实，关于“封口费”，在记者这个行业早已经不是秘密，前几年，有媒体报道，在河南汝州，有一群真假记者大发“矿难财”。一旦某地发生矿难后，众多“媒体记者”前往汝州“领工资”。当地的政府部门根据媒体级别或业内业外的不同，每人每次发放１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不等的“工资”作为“封口费”。

 吴思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及到他发现的一个“小物种”---漕口。在明清时期，漕粮的征收与运输，都有官方的明确规定，但是，大小官吏却暗地修改这种规定，通过“浮收”，多刮农民几刀，形成潜规则—“漕规”。一些秀才们凭着自己对官方规定熟悉与对官府内幕的了解，凭着混迹底层的经验，借机以正式规定向搞“漕规”官吏勒索银子，这些吃“漕规”的人便称之为“漕口”。

  在山西霍宝、在河南汝州，在许多小煤窑和矿难现场，收受矿主“封口费”的记者，就是当代的“漕口”，他们凭借信息灵通的优势，凭借着手中的媒体监督权利---所谓的第四种权力，对矿主“黑吃黑”。我并不想对记者的良心进行过多的评判---尽管这也是必要的，与明清时期的“漕口”一样，他们是利益动物，他们会进行利益计算，从而选择自己的行为，而收受“封口费”无疑是低投入低风险与高回报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发生矿难，对于矿主与当地政府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如果能通过瞒报而将事情压制下去，那是最好的选择，因此，给一些记者发放“封口费”，那是花小钱保平安。而对于记者来说，他们掌握媒体监督的权力，具有合法的伤害能力，同时他们收受“封口费”也形成“潜规则”，不易被查处，即使是被查处，那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处罚，因此，他们乐于收受这样的不义之财。

官吏被迫容忍“漕口”的勒索，因为“漕口”确实拥有知晓正式规则的信息优势和擅于组织的能力，倘若民众都如“漕口”有信息优势又敢于告状还告得准，那么官吏就没有必要与“漕口”进行私下交易了。当代的“漕口”---不良记者正是借助了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无法深入的空子，请注意，许多地方矿主与当地政府官员“心联心”，利益关联，群众的举报往往是石沉大海，甚至举报人往往遭受暗算，当地媒体的监督更无法展开，能吃到“封口费”恰恰是那些不远千里的记者，因为他们还不受地方管制，具有监督上的优势。因此，真正要消除“封口费”现象，我看首先不是对记者进行管制，而是开放更广泛的监督途径，让群众可以举报、敢于举报，让所有的媒体都能参与监督。矿主能封住口许多媒体的口，但封不了所有媒体的口；矿主能封住媒体的的口，但他们封不了民众的口，如此，矿主无法封口，就只能走正式规则的途径。当然，对于少数敢于“黑吃黑”的记者，必须进行严厉处罚，将他们在媒体业完全封杀。

 “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苦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有为人请命的人……”，所以，尽管出现“封口费”的丑闻，我对记者业并不绝望，因为我们身边仍然有揭露山西娄烦事件真相的记者孙春龙、第一个曝光三鹿毒奶粉的记者简光洲在温暖我们的心。我相信，只要我们有一个宽松的监督环境，“封口费”的丑闻会越来越少，因为记者中间本身就存在自我净化的力量—--正如“封口费”的丑闻是记者戴骁军所揭露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