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拖延时间来解“运动式执法”之毒是司法的悲哀

杨涛

湖南涟源市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谭世斌，2001年在涟源市人民法院副院长任上，因被司法机关认定为当时湖南最大黑社会团伙案的“黑保护伞”，遭错误关押292天。此后无罪释放，沉冤得雪，但谭世斌却没能回到原来的岗位，而是去涟源市委办公室当了副主任。但目前，在网络搜索引擎上输入“谭世斌”三个字，依然会有关于其“黑社会保护伞”的检索结果出现。（《成都晚报》 10月29日）

谭世斌的遭遇尽管是悲惨的，但比起诸如佘详林等等成千万上个的无辜者来说，他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还是被判处无罪，还能有一官半职，他毕竟获得了正义---尽管这种正义姗姗来迟。这种正义的获得，我以为部分源自于他法院原副院长的身份，毕竟自古到今，处理官员的案件要比普通百姓更为慎重，古时官员就在“八议”之列；而更重要的原因，我以为不妨先看报道中一些事实：

“2001年10月12日，谭世斌因为‘涉嫌滥用职权罪’被刑事拘留，10月26日被逮捕，被羁押292天后才被“取保候审”。2002年5月16日，谭世斌涉嫌“滥用职权罪”一案在双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律师做了无罪辩护。2004年1月2日，双峰县人民法院(2002)双刑初字第6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谭世斌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2004年，法院才以(2002)双刑初字第6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谭世斌无罪，这种二年后才宣告二年前的司法文书，的确是世界司法史上“奇迹”，然而，我可以大胆地揣测，正是因为有这种司法史上“奇迹”，才有谭世斌被宣告为无罪；只有这种无限期依赖于时间的拖延，小小的双峰县人民法院才“胆敢”宣告由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湖南省委、省政府督办的“三湘第一涉黑大案”中的某一犯罪嫌疑人无罪。

我们的执法中素来就有“运动式执法”的传统，当某一现象特别严重时，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时，领导就高度重视，公检法就齐心协力，“从重、从快”打击违法犯罪，并且及时“公捕、公判”与表彰有功人员，以弘扬正气，告慰民心。谭世斌被牵涉进的“三湘第一涉黑大案”恰恰就发生在2001年全国“打黑除恶”的专项行动中，而在“三湘第一涉黑大案”案发后一次会议上，原涟源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等4人被宣布就地免职，某省公安厅还把谭世斌作为“黑社会保护伞”的典型，编辑进了交流教材。此时是风声鹤唳，如果司法机关对某一被告人认定为是无罪，无疑会被视为与领导的批示精神相悖，无疑会视为对参加干警成果的漠视。

因此，司法机关对于拿不准的案件，特别是对于那些可以判处无罪的案件，唯有一拖。只有等时间的流逝，等到领导已经将事情淡忘，不再是批示连连；只有等参战干警表彰已过，获取荣誉不会受到影响；只有等民情不再沸腾，人们不再面对犯罪嫌疑人怒不可遏，而能理性看待问题时，司法机关才可能小心翼翼地在三反四复的请示与汇报后，才能低调地宣告被告人是无罪。所以，谭世斌的案件本应在2002年审结，但法院只有在时隔二年后的2004年才敢于宣判。西方法谚言：迟到的公正非正义。然而，在某些时候，我们只有有意地让时间拖延才有可能获得公正，我们只有让时间拖延来消解“运动式执法”之毒，这是司法官面对现状的无奈与智慧，也是司法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然而，这种司法官的“智慧”与司法界的“潜规则”，它的潜台词是司法官与司法界的悲哀。正义无法及时兑现，而是要姗姗来迟，这是司法官与司法界的第一重悲哀；正义不是依靠法官这一“法律帝国的王侯”的独立的尊严，依照法律庄严地宣告，而是依靠与权力玩弄技巧，依靠与权力的遗忘和民情的冷却进行赛跑而获得，这是第二重的悲哀，万一权力没有淡忘，我们又该怎么办？

     “运动式”执法让公正姗姗来迟，姗姗来迟才能获得公正，我们的司法正陷入一种不可名状的怪圈。我们该怎么办？“权力不被束缚，世界是没有希望的”，我想哈耶克的这句名言当为谭世斌案件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