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古人也认识到知人并非易事，而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被知者含而不露，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或者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庄子就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貌厚情深……”诸葛亮也说：“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宋代的苏东坡说：“常恨人心不如水，平底三尺起波澜。”

　　在这方面概括最精辟的是三国时期的刘劭，他将人表里不一、似是而非的表现归纳为“七似”，即“有漫谈陈说，似有流行者。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有回说合意，似若赞解者。有处后持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知者。有慕通口解，似悦而不怿者。有因胜情失，穷而称妙，跌则掎跖，实求两解，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似，众人之所惑也。”这些都是从被知者方面论述知人之难。

　　另外，知人者本身也有两方面的心理原因成为知人的障碍，一方面是知人者本身的认识局限性，隔行如隔山，往往以己之长否定他人之长。另一方面是知人者缺乏可观的标准，又不能全面掌握被知者的信息，而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即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心理投射”。所以，从被知者和知人者来看，都存在知人之难的原因。

　　正是因为古人充分认识到知人的重要性和困难性，所以古人在知人之术的探求上格外用心。归纳起来，主要有十种知人之术。

　　一、孔子的“听观法”。孔子不仅从多角度提出知人的依据，而且还提出自己的知人方法。他认为，知人不能只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只有将听言与观行结合起来，长期考察，才能知人。

　　二、庄子的“九征法”。庄子认为“人者貌厚情深”，所以知人甚难，但并非不可知，雨丝他提出知人九征法。他说：“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智，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此说对后世影响甚大。

　　三、鬼谷子的“揣情术”。鬼谷子发明了一种知人心理的揣情术。对此，他解释道：“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者，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出其变。”就是说，通过观察人在极高兴或极惧怕时的好恶表现，可以了解人的内心真情，故名“揣情”。

　　四、韩非子的知人术。韩非子提出御臣七术，其中三术是讲知人的方法。韩非子说：“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詔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其中的众端参观就是要从各个方面考察臣子的言行。挟知而问就是明知故问。倒言反事就是正话反说，正事反做。后两项是用来考察臣子是否忠诚、可信。

　　五、《吕氏春秋》中的“八观六验”法。《吕氏春秋*论人篇》写道：“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则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此说是对于庄子九征法的发展。

　　六、王充的“以言观心”法。王充，东汉杰出的“异端”思想家。他在《论衡》中提出“以言观心”法，他说：“何以观心？必以言。有善心，则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则有善行矣。言行无非，治家亲戚有伦，治国则尊卑有序。无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平。故心善，无不善也；心不善，不能善。心善则能辨然否。然否之义定，心善之效明，虽贫贱困穷，功不成而效不立，犹为贤矣。故治不谋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责效，期所为者正。正是审明，则言不须繁，事不须多，故曰：言不务多，务审所谓。行不务远，务审所由。”

　　七、刘劭的“八观五视”知人法。何谓八观？刘劭在《人物志》中写道：“八观者，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寒。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何谓“五视”？刘劭在《人物志》又写道：“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然后乃能知贤否。”

　　八、诸葛亮“知人七法”。诸葛亮一方面强调知人之难，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辨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实，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约定之意）之以事而观其信”。不难看出，诸葛亮的“知人七法”是对庄子、吕不韦、刘劭等人知人之法的发展。

　　九、魏征的“六观”法。魏征，唐太宗时代杰出的谏臣，博学多智。他在贞观十四年上太宗疏中提出知人“六观”法。他说：“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不为。”

　　十、李翱的“相人之术”。李翱，唐代文学家和唯心主义思想家。著有《李文公集》。他认为，“相人之术有三：迫之以利而审其邪正；设之以事而察其厚薄（指是否公平）；问之以谋而观其智与不才，贤不肖分矣。”

　　综观古人的知人之术，主要集中在先秦、汉魏六朝和唐代。唐代以后，已不再有惊人之说。这也说明，中国古代社会走过鼎盛时期以后，其思想领域也在承袭旧说中走向衰微，鲜有惊世骇俗之举。

　　编后语：总的来看，中国古代的知人之术有其独到之处，有些技术，西方现代心理学家还在探索研究。所以，学习并继承古人的知人之术，无论对管理活动，还是对为人处世来说，都将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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