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对话发生在苏格拉底走向人民法院接受雅典的民主制度审判之前。他们一个是被告，一个是控诉者。这两种身份遭遇在一起本来就非常有趣。游叙弗伦对苏格拉底被起诉很是惊奇。苏格拉底的罪名是“创立新神”，“不信老神”，“腐蚀青年”。而游叙弗伦则是一个善解神意的、“预言从来没有落空过的”年轻先知。刘小枫先生将其戏称为“分管宗教事务的全国人大代表”。苏格拉底说他很希望能从游叙弗伦那里获得将来在法庭上可以反驳他的控诉者美勒托的敬神道理。很明显苏格拉底并不想从游叙弗伦那里获得什么。但这在悖于苏格拉底求知的欲望，所以谈话还得继续下去。

　　游叙弗伦也遭遇了一个官司。他要控告他的父亲。用现代法学的术语讲，游叙弗伦的父亲犯了过失杀人罪。游叙弗伦家的一名雇工喝醉了酒和另外一名游叙弗伦家的家奴争吵，盛怒之下割下了他的喉咙。游叙弗伦的父亲把雇工捆绑起来扔在沟渠里，然后派人去雅典问巫师该怎么处置这个杀人凶手。由于饥寒交迫，再加上手足皆被捆绑，结果那名雇工一命呜呼。没人促使或逼迫游叙弗伦这样做。是游叙弗伦出于“神圣与虔敬”而自觉自愿地去做这件被当时的雅典人视为“不虔敬”的事。游叙弗伦大概就属于《论语·子路》那个叶公所谓的“直躬者”。如果游叙弗伦遭遇到孔子，那么孔子一定会为游叙弗伦的行为不以为然。孔子会说，其父攘羊，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如此方是“直在其中”。子为父隐是谓孝，父为子隐谓之慈。而游叙弗伦也会拿着康德的普遍伦理或者现代法理学的观念驳斥孔子，当然游叙弗伦最看重的还是神的意旨。孔子认为，伦理学的问题必须建立在人性论的基础上，而游叙弗伦则认为伦理的问题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问题。游叙弗伦非常确信控告他父亲的正当理由，那就是他自认为拥有关于神圣事物的精确知识。关于神圣事物的精确知识一旦得到把握，那么诸如孔子之流的流俗的、日常的、经验性的观念就很容易被摧毁了。游叙弗伦本人对此不仅自信十足，而且引以为豪。在游叙弗伦这里，神性就是最高的理性，虔敬是对人伦理行为的最高指导。而苏格拉底却并不象游叙弗伦那样如此的“不小心”。这个伦理的基础——虔敬究竟是什么？

　　游叙弗伦回答说：“我认为虔敬就是像我现在所做的这种事，起诉杀人犯或偷窃圣物的盗贼，或者任何类似的罪犯，无论犯罪的是你的父母，还是其他任何人。不控告他们就是不虔敬”。宙斯因为他的父亲克洛诺斯的不公正用铁链把他捆绑了起来，而克洛诺斯也由于同样的理由阉割了他的父亲乌拉诺斯。游叙弗伦还深知其它许多诸神的故事，并对此深信不疑。而苏格拉底对他的回答不仅不满意，甚至有些不耐烦了。因为游叙弗伦只是在说他起诉他父亲的行为是虔敬的，但并没有说明究竟什么是虔敬。当游叙弗伦准备给苏格拉底讲关于诸神的故事的时候，苏格拉底说，等下次有空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事讲给我听。苏格拉底想知道的是“使一切虔敬行为成为虔敬的基本的型”。只有找到了这个“型”，与之相同的就是虔敬的，与之不同的就是不虔敬的。游叙弗伦很肯定地回答说，“凡是诸神喜悦的就是虔敬的，凡不能令诸神喜悦的就是不虔敬。”但诸神间是否会“不和”？如果诸神之间会有争执、发生差别，那么同样的事物既是虔敬的又可能是不虔敬的。按照游叙弗伦刚才所提出的神界的证据，那么游叙弗伦控告他父亲的行为会使宙斯喜悦而使克洛诺斯和乌拉诺斯痛恨。如此一来，游叙弗伦关于虔敬之说就自相矛盾。游叙弗伦只好退一步，他认为有一点诸神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全部都认为，错杀了人就得抵罪。但人争论的问题首先在于究竟人所做的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才是错杀人抵罪的问题。如果诸神也曾进行过争论，那么错杀人就得抵罪这个问题就完全变成了第二位的问题。

　　游叙弗伦不得不再次让步，他几乎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苏格拉底对他虔敬定义的修正，试图以此来作为他认为诸神全都认为他的奴仆之死是不公正的这一说法的证明。因为某个既定的事物既可以令诸神不喜悦，也可以令诸神喜悦，而诸神全都认为奴仆之死是不公正的，那么游叙弗伦关于虔敬的定义就必须考虑周延，——凡诸神全都喜悦的就是虔敬的，凡诸神全都痛恨的就是不虔敬的，而有些神喜悦有些神痛恨的事物就既是虔敬的又是不虔敬的，或者既不是虔敬的又不是不虔敬的。游叙弗伦对这个定义相当满意。但接下来的一段论证又让游叙弗伦大失所望。因为先有原因，才有结果；先有携带者才有所谓携带的东西；先有“看”，才有看见的事物；先有爱才有被爱的事物，所以某事物之所以是虔敬的是因为它首先被神喜爱，而不是因为它被神喜爱才是虔敬的。游叙弗伦一步步地接受苏格拉底的类比，并不得不承认他刚才关于虔敬的定义其实是倒因为果。诸神喜爱的事物和虔敬的事物并非像游叙弗伦所认为是不可分离的。而是绝对不同的。一个诸神喜欢的事物因为被神喜爱才成为一种被喜爱的事物，而虔敬的事物被神喜爱则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虔敬的。这样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诸神的喜爱与否只是虔敬的属性，那么虔敬与不虔敬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游叙弗伦对苏格拉底的诘难近乎愤怒甚至有些倦怠了，“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如何把我的想法告诉你，苏格拉底。我们提出来的一切问题像是在围绕着我们不停地旋转，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在游叙弗伦眼里，苏格拉底就是那个用言语塑造的形象也会飞起的代达罗斯。苏格拉底适时的引导说，“想想看，你是否认为凡是虔敬的必然是公正的”。游叙弗伦说，“对，我是这样想的。”这与其说是一个让步，不如说是一个转机。接下来对虔敬的追问开始与公正相关，真理从天上回到了人间。苏格拉底进一步追问，如果有公正之处必然有虔敬，那么虔敬就是公正的一部分，由此就必须找到它是哪一部分的公正。游叙弗伦回答说，公正的这个虔敬的和虔敬的部分与诸神的侍奉有关，而剩余部分与人的侍奉有关。而如果一切照料和侍奉是为了使被照料者得到利益，那么是不是就由此可以说虔敬作为对诸神的侍奉是为了使诸神得到利益，使他们变得更好？游叙弗伦对此大表震惊并矢口否认。他将侍奉理解为就像奴隶对他的主人。也就是服侍。正如医生用来服侍的技艺会带来健康，那么对诸神的服侍的技艺会产生什么？游叙弗伦回答说诸神会做许多好事和高尚的事。苏格拉底又进一步启发说，他们产生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游叙弗伦已经变得不耐烦了，他说：“刚才我还对你说过，要准确地知道这些事情并非轻而易举，苏格拉底。然而我会非常简要地告诉你。如果有人知道在祈祷和献祭中怎样说和怎样做才有令诸神喜欢，那就是虔敬的，这样的行为才能使家庭中的个人生活和国家的共同利益得到保全。与此相反的，不能使诸神喜悦的事则是不敬神的，会使一切遭到毁灭。”照此说来，虔敬就是一门向诸神乞讨和给予的知识。正确的乞求就是向他们索取我们需要的东西。虔敬由此就是一门诸神与凡人间相互交易的技艺。而诸神能从我们这里获取什么益处呢？游叙弗伦回答说是崇拜、荣耀和善意。而这显然与刚才游叙弗伦的回答是冲突的，因为游叙弗伦刚才认为虔敬是使诸神喜悦的东西，而现在却认为诸神得到了对他们来说有用的东西，诸神热爱的东西。这就使得游叙弗伦陷入了两难，要么承认前面的结论是对的，要么承认现在的结论是对的，无论如何，游叙弗伦总无法回避前后矛盾。

　　当苏格拉底把问题拉回到起点让游叙弗伦毫无隐瞒地表达他对虔敬的真知灼见时，游叙弗伦已经显得疲惫不堪，毫无耐心，“来日方长，下次现说吧，苏格拉底，我有急事，现在就得走”。而苏格拉底的最后的一句话喻意更深，“你这是在干什么，我的朋友？我抱着满腔热情想要从你这里学到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虔敬，以便能够逃脱美勒托的控告，而你却要把我扔下不管了？我想对美勒托说，我现在已经从游叙弗伦那里得到了关于神圣事物的智慧，不会再出于无知则对诸神作出鲁莽的论断和虚构新神，今后我要好好地做人。可是你走了，我的希望全部落空了。”

　　这是一篇关于哲学家和先知的寓言。与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勇敢、友谊的对话不同的是，这篇对话所展现的与其说是一个关于虔敬的知识的辩论过程，不如说是一个哲学家与先知的交锋过程。一边是号称预知事物体察神意先知的普洛托斯的志得意满，一边是关心世俗政治生活的代达罗斯的穷追猛打。这篇故事并不具备苏格拉底对话一般意义上的戏剧性，更像是一篇哲学家诘难先知的一篇宣言。

　　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和作为先知的游叙弗伦具有一致之处，他们首先都是社会的精英，用现在的话讲都代表了社会的良心。他们都信“神”，游叙弗伦以神的使者自居，而苏格拉底也正是因为构造新神不信城邦的神而受到美勒托等人的指控。游叙弗伦自视要对神虔敬而控告他的父亲，而苏格拉底在他的著名申辩里也曾宣称得到了神灵的告诫。有趣的事，游叙弗伦并不认为苏格拉底有罪，相反，他把苏格拉底视为自己的同路人。但苏格拉底本人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很有可能，苏格拉底和神和游叙弗伦的神并不是同一个神。

　　游叙弗伦拥有先知的力量，虽然如同对话所显示的那样他并不拥有关于虔敬的知识。对游叙弗伦来说，在各种意见之间游移不定，不敬神是不能容忍的。游叙弗伦所面对的是神，并不是世俗生活。他代表了世俗生活所必须依助的那个权威。在对话之初，游叙弗伦甚至无法认识到苏格拉底所面对的来自美勒托等人指控的危险性。而对苏格拉底来说，他面对的是自然的“型”。自然才是标准。游叙弗伦无法认识到打着神的幌子行事的危险。哲学一旦屈从于权威，就只能变为神学或法学。在苏格拉底那里，哲学由诉诸神的权威，转为诉诸“好的”——事物因为是好的神才喜爱，而不是因为神喜爱才是好的。发现自然是哲学家的工作，屈从于神学权威则是先知的使命。苏格拉底就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发现自然的科学家。自然区别于习俗，它以对权威的质疑为前提。在苏格拉底之前，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自神的眼中看来，万物都是美好的，善良而正义的，但是人却认为，有些东西是正义的，而别的东西则是不义的”。由此看来，正义与不正义之别在于人类的习俗。神并不关心游叙弗伦所坚称的那种与人类生活本身相关的正义。只有对人类来说，正义才是好的则不正义才是坏的。苏格拉底据说是将哲学从天上召唤到人间并且对之展开有意义追问的第一个人。他对人间事物的研究，远远高于他对神的诉求。苏格拉底也偶尔拿神来说事，但这个神并不是俗常意义上的神。他并不漠视神圣之物，而是要通过对诸意见的审理最终升华到知识或真理。

　　游叙弗伦是能预测占卜而且算无遗策的先知，但很显然在苏格拉底面前显得在心智上残缺不全。而对苏格拉底来说，心智的完满比之道德上的完满有着更高的价值。如果说游叙弗伦的自夸是无害的，那么他对关于神圣事物的一无所知而又对神的告诫确信不疑就非常危险。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完全可以放弃自己的理性。如果失去了对行为依据本身审慎的反思，那么社会实践行为就有可能成为一时之好。这是游叙弗伦所不能意识到的。而苏格拉底则试图把游叙弗伦引导进入理性反思之途。虽然已经认识到反思虔敬会冒着不信神的危险，但由于理性反思对于苏格拉底哲学的不可或缺性，苏格拉底还是要对游叙弗伦循循善诱。在这篇对话里，游叙弗伦发生了四次迫不得已的让步。第一次是从对虔敬行为证明导向对虔敬的“型”的论证；第二次是对最初定义的补充说明，以避免诸神不和所带来的矛盾；第三次是矫枉那已经被倒置的因果。第四次在苏格拉底的诱导下把虔敬理解为服侍。这四个让步从意义上的层次上讲一次比一次退后。很有趣的是，对苏格拉底来说的这个不断的意义追问过程，对游叙弗伦则是一次比一次倒退。游叙弗伦不断地由确信，走向反思虔敬的“型”，最后则完全走向对虔敬的世俗化理解，把虔敬等同于服侍。而文末，游叙弗伦的离去则将先知的破产推向了高潮，对虔敬的追问最后变成了那个完全未知的“下次再说”，而苏格拉底对于先知的怀疑也以“我的希望全部落空”的反讽胜利结束。

　　苏格拉底的这篇对话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一直到今天这篇对话也引起了诸多的误解。出于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国当代哲学非常关心苏格拉底对于游叙弗伦控告他父亲的态度。既然如对话所显示的那样，苏格拉底对游叙弗伦的行为正当性表示怀疑，那么苏格拉底就有可能和孔子一样坚持“子为父隐”。这种苏格拉底的孔子化实是让人啼笑皆非。姑且不论苏格拉底与孔子的哲学是多么的不同，单单在这件事情上，苏格拉底似乎也没有提出任何一条“子为父隐”的证据。中国的当代某些哲学们可能太自恋了。在这篇对话里，苏格拉底并没有反驳或者支持游叙弗伦为父隐或者“直正”，而是引导着游叙弗伦去反思他行为的正当性。我不知道苏格拉底最终会表达一个怎样的态度，就我个人揣测，苏格拉底会决然反对“子为父隐”的，只不过这个出发点不是基于良心发现，亦非基于神灵告诫。而是理性—城邦意义上的。

　　近现代诸多革命都被“先知”所引领，这种危险其实早有显现。哲学家不是先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家是“先知”的敌人。而当哲学家遭遇先知，结果要么是被粗暴的“先知”们投入牢狱，要么是被温和的先知们拒绝——下次再说吧。哲学家与先知对话的不可能性，这个问题，倒是值得一再思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