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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是我们和78级学生一起进行毕业实习的时间,我和同班杨家喜同学,加上78级的5位同学分在了一个组,由王尔康和张老师两人带队,去福建三明地区的大田县实习。由于我们77级两位有事情不能与大部队一道出发,9月12日,我和杨家喜单独坐车出发去福建。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那个时候去福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从南京要坐五个小时的车到上海,再从上海签票到三明,从上海到三明需要一天一夜,到三明后,还要转汽车,坐大约一上午的车才能到我们的目的地。不过年轻就是资本,带着去远方有得玩的兴奋,根本没有一点疲劳感。现在回头想想,当初两个从没有离开过家门的人,去这么远的地方是怎么完成的?
本以为见到大部队,这下就好了,进入了保护区域。那知道这还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我们7个人被分在三个组,只有三个人在这个有吃有住的队部,老师在身边,毕业实习的任务能够顺利完成。那个时候,心里最没有底的不是住行的问题,而是实习怎么完成任务的问题,因为毕业论文就是要通过实习来寻找资料的。我和杨家喜要到离队部还有60里的一个县办硫铁矿,不是在矿上实习,只是借住在那里。
硫铁矿在一个叫银顶格的地方,方圆十里的范围内没有商店,我们住在一栋刚刚封顶,不知什么原因停下了工程的四层楼房的二楼,没有门,整个楼只有我们两个人,实际上是很吓人的,不过我们好像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每天只有三顿饭可吃,看者说了,你还要吃几顿呀,一天不就三顿饭吗?其实我说的三顿饭是指那是定量的,每周只有周一做馒头,可以多要一些,并且必须提前预订。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订上两斤,可这两斤根本不能过了周三,再多订的话,一是怕别人说我们,二也是经济窘迫。日子就在这样的饥饿状态下,一天天过去,免不了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
一次我们出野外,中午实在是饿,又回不来,只好从红薯地里扒一点红薯来解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里的山民是那么地纯朴,大老远地(至少有一里地)见到背着地质包的我们,就打上了招呼,那种热情实在是我终生难忘。口渴了,带的水又喝完了,就想着到老百姓家里去要一点,可他们连一个暖壶都没有,每次都要为我们现烧,搞得我们非常不好意思,后来就宁愿口渴也不去要水了。
在一次,我们到了下午三点多还没有回来,就到了一户山民家里要点吃的,他们非常热情地打开中午吃饭的大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锅红暑稀饭,这就是他们的正餐,我们默默地每人吃了一碗,留下了半斤粮票,2毛钱。多少年后每每想起福建山区的生活,我们都在祈祷,那里的人们现在日子好过一些了吗?
实习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为老师解决一个地层的地质年代问题,一项是解决自己毕业论文的选题和资料问题。
那个地质年代的问题由来已久,属于石炭纪,但由于地层已经弱变质,不再是纯粹的沉积岩,变成了弱变质岩,一直没有找到能够证明确切年代的化石,所以有人认为不属于石炭纪,而应该是别的什么年代。老师在安排我们去那个实习地点的时候,曾兴誓旦旦地许下诺言:只要你们能够在那个存在争议的地层找到能够证明地质年代的化石,你们的论文成绩和实习成绩就是优秀。
不过,我们真得找到了,但老师的也就没有兑现了。我们对那个地质剖面进行了三次测量,采集了四大木箱的岩石标本,到走时,老师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汇报后,老师还嫌我们采集的标本少,睡在蚊账里,我斗胆顶撞了老师,我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全部做了,每一个细层都采集了岩石标本,再做是没有意义的重复工作。“重复采集没有意义”这句实在的话,让老师有点挂不住,他说:你想不想及格?我心里那个委屈呀,原来说找到化石能够给优秀,现在居然威胁我及格与否。没有办法,他们都回校了,我和杨家喜又留下来干了一周,以至于岩石标本要自己想法火车托运,几大箱的岩石标本和行李,好不容易搭便车到了一个小火车站,那个管托运的师傅就是不让我们办手续,说是要办就要按照标本托运,而标本的运输价格是我们要求的“碎石”价格的十多倍,老师走时交代一定要按照“碎石”进行托运,那个火车站的师傅说,要按“碎石”托运,就给你一个车皮。我晕呀,难道要我们穷学生来承担运费?没有办法,只好磨!一趟又一趟火车走了,从上午磨到傍晚,那个老师傅可能被我们磨烦了,也可能是看我们实在是穷学生,最后总算是同意我们按照“碎石”运输了。
这些千辛万苦运回来的石头,后来发现了期待的化石,而且是内部结构非常清晰的化石,那个地层的年代被确定了,老师发表了论文,毕业之后,有78级的同学告诉我论文的事情,我找到了那篇发表在核心刊物的论文,文首页的脚注里轻描淡写地写到:××、××、××、××(78级学生在前)杨家喜、徐强等也参加了野外工作。我的论文只得了一个良_。不过我并不怪王老师,真实这些挫折教会了我怎样生存,我也将这样的生存之道传授给我的学生。2002年南大百年校庆,在原来的图书馆(现在的档案馆)门口,我见到了已经退休的王老师,他已经不记得我,但师恩难忘,我和他合影留念,也许这是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他,也是毕业以来第一次见到他,我已经改行,所以与地质专业的接触没有了,也就失去了继续接受他们教育的机会,也是我后来艰难前行的原因,我尊敬我的老师。
福建的实习也是幸福的。说几件事情证明:
一、由于我们是和78级的学生一道实习,老师向实习单位的介绍总是说我们是“研究生”,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研究生是嘛玩意儿,但受到别人另眼看总是高兴的,每个人都有虚荣心,我也不例外。后来在教学生的时候,时时在用这个观点注意着对学生的方式,但做的不好,也许是性格使然。
二、在野外,总是被一些单位和山名认为地质队的,所以受到很多优惠,可见那儿的地质队员还是很受欢迎的。有几次吃饱吃好的经历。一次是在另外一个县属铁矿,我们两人在那里进行野外工作,并没有跟那个铁矿有联系,但正好到了吃饭的时间,他们请别人的客,见到我们在那里,坚决地要求我们一起吃饭,地质包和地质榔头成了名片。那次我们吃了个饱,可惜的是吃饱后还上了一道褒全鸡,原封不动的又撤下了桌,实在吃不下了;另外一次是在一个私人个体硫铁矿,他们什么资料都没有,就敢开采,开采三个月也没有见到矿层,见到我们路过,就请我们去帮忙了,先吃饭在工作,啤酒第一次喝,跟马尿一样的感觉,后来怎么就喜欢上了。那次是我们第一次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赚取了饭的回报,呵呵,知识是有用的,这是实实在在的表现出来了,谁说读书无用了。
三、苦中乐,那是第一次感觉。福建的山区尽管荒凉,但自然的景色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出门都要带着雨具和南通蛇药,阳光明媚的天,说下雨就下了,你不带雨具是不行的,其实在山“路”(有时需要我们自己趟出一条路来)行走,你必须全副武装,因为遍地隐藏的危险,几米长的蛇就在你的脚下游开,吓你一大跳,所以我们总是挑一根数棍在前面打草惊蛇。但也可以时时见到野兔、野鸡,还有那许多叫不出来名字的动物,真是城市所不能见到的景象。记得在毕业后工作的一次小秦岭的野外工作,站在山头遥望远处的黄河,像一条银河挂在天边,那种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回到学校后,为了毕业论文,我在矿像实验室和光学实验室工作了几个月,在显微镜下看采回来的标本磨成的切片,完成了上百片的鉴定工作,最后形成了对大田银顶格铁矿床成因分析的毕业论文,答辩后获得了良_成绩,不过我们认为对我们那一界矿床专业的学生,要求有点过严格了。在南大有幸获得徐克勤老院士等一代地质名师的亲自授课,虽然不认为在业务上有多少长进,但那种氛围,那种求学的精神,使我后来的人生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