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契约，以及信息降熵
舒也
仁义伦理，既是中国传统价值，实际它也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仁义伦理，重视的是个人之外对他者的仁爱与公义，它建构了一种公共价值与基于良知自觉的公义精神。现代文明的基础恰恰不是个人自由，而是基于公共契约的宪制精神，是对个人自由（如暴力、侵害）的警守，以及基于仁义伦理、正义公义基础上的公共契约：宪法即为一组公共契约，它订立的出发点，是为了协调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以维护公共价值。
西方启蒙理念，高扬的是个人自由，并未准确阐述现代文明以公共契约（宪制）来维护公义伦理的根本特征，它实际有着谋求公义与良知的公共契约精神。而我们以往只强调个人自由与世俗价值，而忽略了现代文明的核心实际是公义良知。强调人文主义的精神的向度，有匡正时弊的作用。个人觉得，以仁义伦理、正义公义为基础的宪制契约，是未来中国乃至世界未来的路向。
亚当.斯密的观点，一个诚信的社会，它的交易成本、沟通的可能、共同创造价值的可能绝对比一个没有诚信、诚信已经丧失到极大危险的社会更有利。这一观点极富启发。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交易成本的降低来自于信息的传递与透明，其途径有二：一是基于良知自觉基础上的公义认知，良知自觉的公义认知增加了公众选择信息的透明度；二是宪法为基础的公共契约，大家按照宪法规范的公共信息传递行动，增加了信息的透明，降低了交易的成本。诚信的社会与良知的自觉，它与信息的透明度和交易成本的降低有着极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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