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包括其首席代表胡士泰在内的澳大利亚力拓集团上海办事处的4名员工，因涉嫌为境外窃取、刺探中国钢铁企业的商业秘密，于 2009年7月5日夜晚被依法拘留。在中外进出口铁矿石谈判期间，胡士泰及该办事处人员等4人，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重要商业秘密，包括国内各大钢企原料库存周转天数、进口矿需求、吨钢单位毛利、生铁单位消耗等财务数据。机密遭窃，让力拓摸清中国钢铁业谈判底线，中方被动不言而喻。自2002年以来，铁矿石价格飙升，测算显示，中方为此累计多支付7000亿元。

　　故事二：国内一有心人到芝加哥的各个百货公司调查耐克鞋的价钱，发现耐克鞋可以卖120美元。他曾经在福建做过调查，耐克鞋是由福建一家台资企业生产的，出厂价只有20美元。其余的被美国商人赚取了。即使这20美元中原材料、专利费等也主要从美国、日本进口的，而且台资企业老板也要赚钱。结果留给中国大陆的是工人2美元的工资。

　　故事三：沈阳市某机床厂技校是一所普通技校，但它一年的学费与普通高校学费相当，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准备进来。 “以前有个本科学历好像就进了‘保险箱’，现在可不行了。”一位姓陈的男生说，高级技工这两年很吃香，所以他要进了技校。拿到大学文凭，还到技校念书，获取中等学历。

　　这三个故事有关联吗？

　　当然有，其实前两个故事是第三个故事的因，大学生就业难，是我们产业被锚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低端而结出的涩果。锚定效应是获诺贝尔奖的特沃斯基和塔尼曼提出的，是说以一个位置为锚，事情的变动范围受这个锚的限制，所以这个锚的位置其实已经大约决定了最后的结果。

　　可悲的是有人还把大学生读技校是一个好现象，就个人来说，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是适应环境的明智之举，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折射出我们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凸现了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拓展的紧迫性。

　　第一个故事深刻了反应了在国内制造业扩大产能时，被国际财阀集团通过前端原材料价格溢价，形成我们“买啥啥贵”的局面，国际财阀集团利用我们国内企业产能过剩，等米下锅的局面，控制了国际产业链的前端，从前端开始压缩我们国内企业的利润空间。

　　第二个故事则展现了我们无法控制国际产业链后端、实现不了增值的的尴尬，形成了我们“卖啥啥贱”的局面，在国际商品大流通背景下，品牌和服务是最容易实现增值的地方，这两个方面，我们还缺乏主导权。

　　从上面两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国际财阀集团成功利用了囚徒困境博弈论，让我们国内企业做出各自的最佳选择，但并非整体产业的最佳选择。随着前端和后端利润的压缩，我们的制造业很多萎缩为制造工厂，甚至只是跨国企业全球工厂的中国车间，规模不小，利润很薄，就业空间很窄，只需要流水线加工工人，当然技能好的，薪酬会高点。而这样的车间不需要经营战略制定人员，不需要知识层面较高的各级管理者，不需要研发人员，不需要品牌策划人员，这样的车间自然容纳不了更多的大学毕业生。

   以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制造为例，首先它在美国进行产品的创意策划，其次在欧洲进行功能结构设计，然后在日本进行分析与优化，接下来在印度进行受热测试，最后在中国完成部件的组装加工。虽然这只是一台笔记本电脑的生产流程，但反映出的却是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分布现状。    不单单是跨国企业在我们国内的工厂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而且它以其龙头和带动作用，聚集了大批为其配套的协作工厂，这些工厂虽然是属于内资，但他们也被锚定在这些大工厂的周围，扮演着廉价车间的角色。

　　2009年，国内大学生毕业人数达到创纪录的610万人， 2010年的毕业生人数630万。目前，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通俗解释是：随着我国高校扩招，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数近年迅猛增长，其直接结果就是目前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严重失衡。这种解释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使吸纳大学生就业的内在动力不足，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而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这种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另一不良后果是“用工荒”，虎年伊始，“用工荒”再度刺激了沿海制造业的神经，有报道称仅珠三角地区的劳工缺口就达百万之多。

　　早在2007年3月，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就表示，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在中国消失。不是一语成谶，伊曼纽尔·吉米内兹的预言效果是经济与社会规律的自然演绎。

　　“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的黄金时期。许多经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其发展阶段上都曾受益于“人口红利”。

    而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曾有一个论断：拥有“人口红利”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过程，这个转折点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这个拐点一旦出现，就意味着“人口红利”优势的反转，消失。

　　由此看来，近年来出现的用工荒，已在验证中国制造业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逐渐褪色。在许多人印象中，中国制造业从业主体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背景下的农民工形象：在工地上，他们端着破旧的饭碗，吃着用陈米做成的饭，就着缺少油水的青菜，把工钱省下来，寄回家里，供家里孩子的缴学费和吃穿用。但新一代劳动力主体已经是80后甚至90后们农民工，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大约1亿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时尚，比父辈眼界开阔，思维活跃，劳动技能也更强，困扰他们的，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未来的职业生涯乃至人生规划，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简单体力工作对他们没有吸引力。

　　回应前面提到的大学生就业难，有人说大学生“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心理严重影响择业与就业。可现实是，连对农民工都没有吸引力的简单体力工作，怎么会对大学生有吸引力呢？

　　对跨国集团来说，他们可以采取逐水草而居的模式，将工厂从人力成本已提高的沿海移向成本较低的内陆地区，甚至将来可能向世界上其他人工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但我们留在沿海的为跨国集团配套的大批中小型内资企业将会被继续锚定在当地，继续锚定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移动，他们可以拿到跨国集团订单，但利润很薄，薄到不足以扩大再生产，薄到不足以向员工开出合理的薪酬。

　　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来看，这些内资中小企业已形成了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正反馈的作用，通过惯性和冲力，产生飞轮效应，企业发展因而进入良性循环；不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就如厄运循环。而这些选择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要解决我们的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锚定局面和由此产生的就业困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下工夫。

     宏观上，就是国家要进一步倡导技术与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逐步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其中，要在节约型资源投入模式上下工夫，实现精益生产，因为在保持同样产出的情况下，如果对铁矿石、石油等我们需大量进口资源的需求量减少，不仅仅是单位成本可减少，而且我们的总量需求会随之减少，在供需法则下，我们的议价能力会提高。当然提高我们议价谈判能力的手段还有很多，本文不一一赘述。

    中观上，各地尤其是准备承接产业转移的内陆地区，在对待跨国集团的态度上不要还是“挖到篮子里就是菜”，而应该从引资谈判开始，就要避免限于囚徒博弈困境，要让有投资意向的外资企业在技术转移、研发投入上做出明确的承诺与规划，为当地经济长远发展植下有价值的种子，以我们目前还拥有的市场和人力资源优势，对这些跨国集团进行反锚定。

 微观上，对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已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内资制造企业要有忧患意识，及早准备技术及人才储备，磨砺拓展价值链的能力。广大企业主应看清人口红利期关闭的逼近以及劳动人口结构性变化发展趋势，主动在技术与产业升级上下工夫，产业升级应该与劳动力自身素质的升级保持步调一致。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可以使企业逐步摆脱加工车间的角色，拓展企业的前端研发和后端营销能力，提高企业在国际产业链循环中的地位，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也就能为国内就业市场提供更多有吸引力的就业岗位。（作者姜洪军，如转载，请标明稿件源自中国计算机报副总编姜洪军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