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来新夏

朱晓剑

3月31日晚，上网得知来新夏先生走了，觉得有点突然。当天下午，我跟“今晚副刊”编辑谈稿子时，还未听到这个消息。

去年的时候，跟几位书友约着今年去天津，除了淘书见朋友之外，就是想拜访一下来先生。说来遗憾，读老先生的书挺多，却很少有机缘亲聆教诲。

不过要说起“来往”，还是有一些吧。比如阿滢兄主编的《我的中学时代》，收录了许多师友的作品，这里面就有来先生的《一个中学生的忏悔》，我的则是《细小的幸福》，这种交集看似无关，实则是因为某种精神上的契合，才有缘出现在一本书里的。

仔细想来，最初知道来先生，是在某本文史类杂志或书里。具体记不大清了。后来，陆续买了来先生一些书，诸如《结网集》、《薪传篇》等，给人印象深刻，他谈文论学，都有己见，实实在在，看似无关紧要处，却能语出惊人。这是难得的高度，在他是作文与做人高度的统一，在当下的学术界则更是难得的景象。

来先生长期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之职，编写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清代目录提要》、《古典目录学浅说》等。他对书的热爱，是骨子里的。关于他的学术成就，早有人评说，这里不妨从他的写作看。他的作品大都跟文史、阅读有关，时常在报纸上读到他的文章，最后一篇是3月23日《今晚报》上的《难得人生老更忙》。他在文章中说：“我自八十以后，胸襟开阔多了。为友人题签写序，亦多乐从。对布道传业，亦视为理所当然。笔耕不辍，非谋稻粱，我手我口，愉悦世人，不亦快哉！”

即便八十岁以后，来先生也常常笔耕不辍，这总让我想起老人的可爱，针对当下社会，他是希望变得更好一些。不过，这样的发言，并非一时所好，而是对现实怀有深深的爱。周有光先生也有这样的情怀。老先生们文章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但在他们自己看来，首先是有乐趣的事。

来先生米寿和九秩诞辰之际，天津及其家乡浙江萧山，都举行了隆重的祝寿活动和各具特色的学术交流。来先生不反对热闹的庆祝场面，但拒绝各种“封号”。他说，“读书人”三个字才是对自己的最高评价，并表示作为读书人，“有生之年，誓不挂笔”。

许多朋友都以能参加来先生的寿诞之庆为荣。米寿过了没多久，我去昆明，跟影评人内陆飞鱼一起淘旧书。在西站旧货市场的一家书店里，意外撞见来先生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我曾在博客里说：“老先生过了米寿，虽不能至，得遇旧书，也是一种缘分了。”这大致代表了我当时淘书的心情。老板一见这本，就说是好书。我则向他介绍书的情况以及来先生的其他文章。老板说：“听你的介绍，真是熟人啊。”我连忙说：“等有机会去天津拜访来先生时，也许可以签名做个纪念。”

但，这样的机会永远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