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藏书家方继孝推出《旧墨记》，迄今已推出六集。读者称之为“展读此书仿佛与这些名人对坐，纸墨如旧，神采淡然”。书札这些年，出了不少，名人书札的价值也得以重新认知。今年，事关作家周作人的书札包括《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和《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而在小说家孙犁诞辰百年之际，《孙犁书札：致姜德明》也问世了。书札虽小众，却是生命的信物。

　　书札史的演变

　　书札又称手札、信札、尺牍，即现在的书信。书札是人类传递信息的一种载体，在日本也被称之为“消息”，正是它的本意所在。现在所知最早写在纸上的书札是陆机的《平复帖》。不过，因史料的缺失，在此之前，人类的联系或许由口语传递，但在稍后的历史上或许会有木片制作的书札出现，因其不易保存，这方面的史料也就无法判辨。

　　不过，有资料显示，魏晋时期，书札应用甚为普遍，并且渗透到文学、书法艺术等各个方面。魏晋士大夫崇尚玄学清淡，讲求举目风度，并且互相品评标榜。在这种风气之下，士族格外注重自己的文化修养。给人写信时，就注意礼仪规范，文辞雅词以及潇洒的书法。书札体现了一个人的综合文化素质。钟繇、王羲之、谢安、郗超等人都善书札。此时还尚简，语言务求简要，无论是寒暄问候，还是论人议事，往往只三言两浯，就能达到效果。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羲之顿首。决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这一历史保留到了上个世纪，电报的出现拓展了人类的交流史。而随着通讯技术的发达，诸如电话、传真和网络等各种交流方式的出现，打破了沟通的界限，书札也就日渐成了小众。

　　书札的价值

　　在通常意义上，书札属于第一手材料，因为它多为作者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内幕情形，机密消息，而且一般没有什么忌讳，较可靠。缺点是怀有私心杂念，如推卸责任，与事实不符等。利用书信时，要结合其他文献，了解其背景，书信中有些引语也要搞清楚。书札也成为了考据史实的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如果将书札的写作视为一门艺术的话，从书札的书写方式，语言文字所呈现出的礼仪，以及书札所展现的书法艺术，就构成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在那里，可以洞察写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关系、识见等等。在起初出的书札之类的书中，也许是为了图方便，只收录打印的文字，并没有附上书札的原件，自然是无法满足读者的“窥视欲”，而最近的书札之类的出版趋势，既要有书札的原件，也要有书札的说明，从中，不仅可欣赏书法艺术，也能得到更多的知识。

　　但书札所提供给我们的价值实在是很丰富。这正如姜德明谈孙犁的书札：“处处显示了他对文字的讲究，以及为人的谦虚谨慎。他不想节外生枝，一张小巧的明信片，或一纸小便条足可达意矣。”

　　而《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则是“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

　　周作人的书札研究个案

　　书札交流的广泛，给后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新气象。通过对书札的观察，我们对历史上的烟云和隐秘终于可以洞察到些许真相，虽然那也未必是真正的“真相”。民国的学者、作家如鲁迅、钱钟书、沈从文等等都写有大量的书札，而周作人的书札，数量或许是最庞大的。周作人研究者止庵说，《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的面世，对于了解周氏生平颇有助益。

　　周作人曾在《日记与尺牍》一文中说：“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现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

　　关于周作人的书札，现在出版的有《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董桥曾说是研究周作人的大好史料）、《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周作人书信》和《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这后一种是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自1936年开始与周作人长达四十年的交流过程（其间有十年中断），他视周作人的书信为无价之宝，晚年亲加整理，曾言：“半生潦倒红楼梦，一向倾心周作人。”

　　要想研究周作人的一生，倘若仅仅是看其作品，或看当时跟他交往的人的评论，或媒体的报道，都不可能窥看到他内心的隐曲，即便是有日记作证，也需要书札从旁参详。而多种素材的参与，或许才能洞察他的生活。

　　对周作人书札的研究，才能弄清文学史上的许多疑点。对于更多的书札书写者来说，书札是友谊的见证，是生命的信物，扫清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些障碍，也可能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