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的趣味，是在历史当中能发现常人看不见的细节。在那细节当中，又能生发出无数的思想，由此及彼，带来的影响或许不可小窥。最近，偶然读到学者张宏杰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在对国民性的研究中，能对此发出自己的声音，仍为难得。国民性所依存的客观性，正是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为什么中国的历史能绵延不绝，大抵是跟其国民性有关。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多有洞察。大致说来，日本人的外交政策、对内管理，无不显示出国民性的作祟。但就中国而言，国民性所延续的是对传统的继承与传扬的同时，还带有创新。这创新在今天所表现的是与时俱进，与时代的精神相契合，而非是高高在上，或拒绝与时代融为一体。考察儒家文化，也大致是它所具有的传统与活性并存，从而构造出一个独特的世界。

　　不过，这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国民性来看，它所表现为张宏杰所说的“专制技术发展史”，这一部发展史所凸显的“这一技术，有高深的理论，有精密的设计，有庞大的体系”。因此，即便是有外界干扰，它依然会按照自己的逻辑生存下去。

　　张宏杰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认为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亦如林语堂所言的“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近代以来，梁启超、鲁迅等人为改造国民性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收效甚微，其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之不同步。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国民性的改造之所以失败，固然是因其有顽固的一面，但也跟专制技术发展，缺乏新思想有关，新瓶装老酒，老酒的底子不变，只不过换一种花样罢了。倘若是以新的政治思维来进行改造呢，其结果虽不可妄言，但总归是有往好的方向走的可能。只是在尝试的过程中，连这一点都被掐断了，也就只有碰壁才能回头的吧。可这对国民而言，其所付出的教训则是惨痛的。

　　值得一说的是，对国民性的研究在民国时期，有着各种意见，比如鲁迅的批判、胡适的改良，以及梁漱溟的实践，无不想从国民性上有所突围。但在内忧外患的时代，国民性的改变是艰难的，即便是在和平时期，由于对国民性的认知不同，在具体实施改造上，依然有着巨大的落差。如果说中国梦是在国民性上进行理想的建构，还不如说，在现代化的外衣下，更需要对国民性这个“内核”有更多的理解。

　　但认知国民性与改造国民性，不是简单轻松的一回事，这当中既包括对社会现状的洞察，以及对未来社会趋势的评估，都有关系。但解决国民性问题亦非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国民性即在于更能让我们看清楚社会的未来走向。那么，张宏杰的研究所揭示的理想，即便是变化中的国民性，也有底色是不变的。那么，在今天这个社会复杂的状态中，如何才能寻找突破口，需要新思维，也需要新理念，从而才有可能塑造一代全新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