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偏远小镇的认识，或许非亲历生活者，不能给以适当的解构。譬如四川重庆兴隆场（今属重庆市璧山县大兴镇），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场镇（跟其他场镇相类似），但因为有了调查，才逐渐揭开这熟悉的面纱。最近，在读加拿大人类学家伊莎白（Isabel Brown）与中国合作者俞锡玑在兴隆场做的人类学调查专著《兴隆场》，通过调查的方式走访场镇上的各色人等，从而勾画出它的全貌。如果用通俗画卷来解释，也是十分恰当的。

    《兴隆场》以抗战时期（1940-1942）在兴隆场挨家挨户的调研、访谈为基础，对方圆20里的范围内分布着1500来户人家，总人口近8000人进行访谈，并以日记的形式，全面、客观地记录了有关当地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婚姻、妇女、法律诉讼、秘密会社（哥老会）、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的信息，保存了大量的鲜活事例，读来让人仿佛置身于历史的现场。这跟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与此并列社会学大师卡尔·曼海姆于二战后期策划出版的“社会学与社会重建国际文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走访的过程中，作者几乎是有闻必录，以期保存最完整的资料，在这一点上尤其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复杂性。

    场镇在中国版图上虽小，犹如麻雀一样，五脏俱全。其涉及的内容也十分庞大，既有对民间信仰（驱鬼祭拜），也有对哥老会的秘密探寻，以及对场镇政府机构的运行也多有着笔。在这个小社会里一样存在着“权力阶层”，这包括乡长、民团、地主富绅，而佃农还是占大多数，但《兴隆场》并没有从阶层分析的视觉去看待这里所发生的种种矛盾，而是切实地去探索每个人的精气神，不管是权力阶层，还是普通百姓，在每个时代，都是在想方设法让生活过得更好一点，这种朴素的思想，消除了阶层的差异，从而还原到每一个人。

    如果说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那么，对于兴隆场来说，它所存在的问题不再是维持生活的问题，而是包含了更为丰富的社会问题，比如人际关系的变更（亲戚、互助），以及经济的来往（租借、宴席），诸如此类的状况让在兴隆场居住的人都有了现场存在感，通过作者的记录，将此一一还原出来，由此，兴隆场所展现给我们的社会画卷是丰富的、具体的，亦构成社会学家所说的“事实研究”。

    兴隆场除了传统的社会状况之外，还有着晏阳初所领导的乡村建设实验。作者是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名义进入兴隆场的，而兴隆场的乡村实验多少显得有点仓促，加之战事频仍（重庆亦遭遇空袭），致使乡村实验而失败。因这一种实验还触动了地方上的地主、奸商的利益，“合作社”被迫终止，而挑花合作社的成立看似不错，却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挑花厂的合作也只好中断。在这样的背景下，兴隆场却是波涛汹涌，看似平静的生活也被打破。

    不过，兴隆场的生活相对于外界，依然是平静的，虽也有抓壮丁的事发生，亦存在着诸如邻里关系不合的问题，但整个兴隆场还是在缓慢地行进。《兴隆场》所呈现的是“对小镇上各色人等采取不同方式应付种种生活突变的忠实记录”。

    作为四川农民生活调查的成果，《兴隆场》以期全面深入地了解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而通过此书，亦让我们了解到兴隆场之于抗战时期的乡土经济的代表，其所代言的正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在这幅画卷里，我们读懂了一个时代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