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朋友曾雄心勃勃地想做一部法律史出来，在他看来，从这法律史的角度来解读社会的变迁，或许更有意思一些。这里的意思当然是能更好地梳理。但法律不是挡箭牌，那么，这里也有可能存在适度的潜规则，是否会被允许存在？更何况在人情大于法的情况下呢。这些变通之道似乎注定了法律史的艰难。最近在读思想史研究专家梁治平的《法律史的视界》与《法律何为》（广西师大出版社文化品牌“新民说”新书），忽然有所顿悟，其实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岂知是法律的简单历史，还应该包括法律的可操作性，在这一点上，梁治平所提供的内容让人反思的同时，还在促进我们思索，到底我们该如何把法律放在时代环境下？

　　梁治平研究法律史近三十年，尤其是对文化对法律史的影响研究，且深具学术意识与现实关怀。他的洞见并不仅仅局限于书斋里的研究，还包括法律比较学，在《法律史的视界》里，他通过对自古罗马以来的中西方古代法律史和法律传统的细致研究，分析、探讨存在于古代法律制度背后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并在梳理这些观念和文化的同时，反思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这样的反思或许更有助于我们对法律史的探讨。

　　吉尔兹说：“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对法律史的研究也是如此。不过，在以往的法律史研究过程中，主要是从客观的方面入手，多半趋于求同，亦即把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分配于统一的人类发展图示的各个不同阶段上，其中的差异，不过只是程度上的。但随后，求同为辩异所取代。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固然不能说是研究法律史最好的途径，从中我们亦可看出我们对法律史的研究是有个不断认识的过程。 

　　不过，法律的可操作性才是它存在的依据，由此产生了法律的阐释。如果说，它们并非是凭空出现的话，那么，每一部法律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在法律文化不健全的条件下，法律也就变得可能很荒诞，但随着法律意识的增强，对法律的认识都在发生变化，这一重变化，既有从“礼治”到“法治”的转变，也就有了法律解释学的产生。但不管是哪一种，都在昭示法律思想的崛起。

　　有意思的是，法律在社会中并非孤独的个案。梁治平先生一向立足于“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的法律文化观，将法律现象置于更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比如对民法的认识，梁治平说：“在这个民生日用的世界里，社会制度满足日常需求的功能要素必须受到重视”。对此，他用“大传统”与“小传统”来诠释，由此关照法律史的变迁，也就更能看得出它的演变是有着怎样的轨迹：从非理性走向理性，同时所带动的是对法律精神的尊重。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可能抱怨法律的“无用”，就好像它们是社会的一层外衣，包裹着一个华丽的世界，可近看，却距离事实真相遥远。但通过对法律事实的研究，或许能发现在法律面前，我们所做的事并非太多，唯有遵循法的精神才能让社会变得和谐。但在法律实践中，有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偏离，而在法律的价值观里，岂是这样的飘忽不定，而是由社会的变迁，再续传统，重拾法的公共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法律史的研究需有方法、旨趣和识见，才能洞悉法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