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的出版形势堪忧，特别是面临着数字出版，出版机构所表现的尽管看上去很从容，但从出版产品的形态上看，地位尴尬。近日，美国书目信息服务商鲍克公司（Bowker）发布了美国纸质图书出版年度报告。根据对美国出版社的初步统计，该公司指出，虽然电子书持续流行，但是美国传统纸质图书出版种类仍在2010年增加了5%。受经济衰退的影响，文学类图书出版品种总量下降了29%，诗歌类图书下降了15%，历史类图书下降了12%，自传类图书下降了12%，均呈两位数下降。

    另一方面，就国内的出版来看，最近几年对出版行业来说是极具挑战的，原因在于阅读人群的比例在逐渐下降，据统计，现在我国每年大约有17万种新书出版，加上再版书，每年出书有30多万种。但具体落实到文学书这一块，出版种类和数量都有下降的趋势。不仅如此，随着图书出版的品质提升、阅读趣味的多元，文学书面临的市场空间也在下降，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书如何才能赢得市场？从根本上看，就是要不断地体现出它的美学价值。

从世界最美的书看图书美学价值

 把书看作“可以使用的物品”，是“世界最美的书”的基本定位。简单的说，图书的开本、重量，以及纸张颜色同文本版式的对比效果，都是必不可少的考察元素。评选特别强调书籍整体艺术氛围，要求书籍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护封、封面、环衬、扉页、目录、版式、插图、字体等，在美学风格上保持统一协调，装帧形式必须适合书籍内容，在制作上达到高艺术水平和高技术水平相一致。

最近几年，“世界最美的书”成为出版行业的风向标，颇能反映出图书出版的新动向。旨在促进图书文化发展的活动，在重视维护文化传统延续的欧洲各国历史悠久。但从评选的书目来看，这些“最美的书”分布在各个出版环节，“最美的书”更多的是基于一本书的综合因素的考量，“荷兰最美的书”最早评选，从1926年起开始举办；德国紧随其后，“德国最美的书”评选始于1929年。“德国最美的书”评比，每年定期举办一次，由独立评审委员会针对在工业化生产条件下的出版物，表彰在封面装帧艺术、版面设计和印刷、装订生产技术质量方面表现优异的图书，评选重点在于视觉与触觉的美感表现，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协调。每次评出50本“德国最美的书”。

1991年以来，每年都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把各自评出的“最美的书”送到德国，参加“世界最美的书”评奖竞赛。所有参评图书会在每年的莱比锡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专题展示，随后还会陆续到各参展国家巡展。从2004年开始，我国先后有五批107种“中国最美的书”亮相德国莱比锡，其中六种图书荣获“世界最美的书”称号。

   书籍的美学价值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书籍的形式，还是内容编排，与书本身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减少浮夸。而最美的书的评选标准也是逐渐完善的。比如简约主义的风格、民族文化的现代表现，多受人关注，而选用得当的装帧材料在2009年成为中国最美的书的标准之一。其实，这也说明了人们对图书的审美趣味更趋向丰富，而不是满足某一方面的追求就成为一本最美的书。

    基于这个因素，文学书在生产的过程中，亦面临着美学问题，传统的文学书出版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会发生许多的改变，而这将有助于出版市场的整体繁荣。比如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向熹译注，刘晓翔设计的《诗经》，因其装帧设计神似中国传统的线装书，简约朴素，用色简洁。文字和图片的视觉效果疏朗清爽，风、雅、颂三部分运用不同的纸裁特色，维持了诗歌的大量想象空间，获得专家们的青睐。

书籍设计提升美学空间   

“书籍设计”的理念1980年代中期最先在日本诞生，由设计家道吉刚、多田进、广田濑郁和代田奖等设计家共同倡导。他们刻意不使用“装帧”，而是改用“书籍设计”来代表包括内文设计等书籍从里到外的包装，强调设计在出版领域的专业职能，主张以“书籍设计”取代“装帧设计”的概念。

“一本好书不仅在于设计新颖，更在于书的内容编排与整体关系贴切”。在传统文学书的设计中，似乎较少注意诸如此类的问题，因陋就简，加之装帧设计的理念不够先进，所以今天看来，它们虽不失古朴，却多少有些差强人意。比如三联书店曾推出由范用设计的书衣，在今天看来，却也有同样美学空间。曾有个笑话是，当年有人为黄裳的《银鱼集》设计封面，他不知那“银鱼”指的是书蛀虫，即蠹鱼、脉望，画了几条活生生的鱼，闹了个笑话。

范用的书籍装帧设计理念不仅在于美术要素淋漓尽致的发挥，更在于美术要素服务于图书内容的基本准则。为了图书个性，他既可以坚守传统，也可以打破固有模式，为书籍设计选择最合适的衣装。在今天文学书越来越多的今天，读者寻求的一册好书，不仅局限于书的内容本身，同样也包含了书籍设计。

推崇日本设计家原研哉书籍设计风格的朱锷，比较强调设计对社会消费的“引导作用”。他向往并实践“禅”或者“空”的设计理念，追求创造与日常生活密切相联的“常用设计”———常常要用到设计，同时是可以让人长期使用的设计。这也反映出了书籍是可以使用的物品这一属性的，在日本的书籍设计理念中，这种表达方式十分常见，而这台湾、香港对文学书的设计方式最近几年也都有较大的发展。

在书籍设计中，“极简主义”或者“简约风格”的设计风格常常是格外引人注目的。比如陆智昌（《我们仨》、《阅读城市》）和朱锷（《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汪稼华笔录》），不仅书籍设计本身，在中文字体的设计方面也需要独创性，香港书籍设计师廖洁莲认为，香港文字的审美趣味或许是受英文字体的影响；其次是用图像的方法去处理，这可以得到特别的效果。普遍的现象是很多人懂汉字和书法，不懂中文字体设计，更谈不上中文字体设计理论。这也从不同层面上说明了文学书呈现出多元化的设计理念，打破了原来的设计格局，从而在美学空间上有所提升。

如果我们认为“世界最美的书”代表了一种潮流、趋势，在更多的时候，书籍设计给读者提供的想象空间却是非凡的。“至少在阅读的过程中，能产生身心愉悦的状况是时有发生的。”诸如此类的表达在今后或许会成为习惯。在对当下的文学书的出版中，新星出版社推出的《读库》系列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系列，不仅在寻求书的质感，更在探求书的味道：阅读并非简单地获取信息，而是一种复杂微妙的体验，而在阅读体验的开拓上，出版者还大有可为（这包含对书之形式的追求，也是对书之内容的期许）。

创意带动文学书的价值

   书籍设计既然是多元的，它所赖以存在的形态就可能多样化，诸如“实验书”、“概念书”、“创意书”也是层出不穷。它们在市场上属于“非主流”，发行量比较有限。设计者匠心独运，每次尝试都有创新和发明，会利用设计制造独特的视觉游戏效果，期待设计不仅为内容服务，更希望借助设计和读者形成互动，书籍设计及其效果更类似“行为艺术”的表演。

   去年，中国作家颜桥推出的小说《女人森林》，是一本可以玩的言情卡片小说。作家亲身设计60张创意LADY CARDS，可分析女人心理，也可玩趣味桌游。法国作家马克·萨波塔的《作品第一号》是“扑克牌小说”，读者可以像洗扑克牌那样将活页顺序打乱，自由阅读；每洗一次，便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故事。这样的实验作品先不论它们的文学意义，这种游戏一般的阅读方式，想必也能给读者带来新的体验。

这类实验性作品在近年逐渐多起来，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朱赢椿的《不裁》、《蚁蚁》和赵清的《恋人版中英词典》。在某种程度上说，此类作品或可称为现代设计。设计者倾向于赋予装帧形态独立于书本内容之外的意义，更加在乎读者参与的互动效果。而这正如书籍设计师朱赢椿所说的那样：“一般的书籍信息都是单向传递的，读者通常只能被动接受书中的内容，而我想通过某种渠道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参与书籍创作过程。”    

设计师余秉楠认为，“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强调书籍整体的艺术氛围，设计形式必须适合书籍内容；在制作上达到最高的艺术水平和最高的技术水平相统一。在2009年的“台湾出版设计大奖金蝶奖”评选中，“实验书”更是出尽风头，表现出设计者的自信和材质上的创新，其中就有在84张透明赛璐片上印刷黑色和粉红色双色文字的诗集《粉红色噪音》，企图以另类及非主流的设计，颠覆大众的阅读习性。

不可否认的是，文学书的创意带给读者的不仅是新奇的阅读体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创意书的解码，完成对图书的互动，在这个信息交互传递的时代，这样的解读或许会成为一种潮流。如果说有创意的图书馆，创意本身就足以成为无数读书人的乐趣所在，而创意更能让读者感受到时代的气息，而非旧纸堆发出的叹息。那么，文学书的创意带给读者的更多是一种享受了——在美学价值上所体现出的那种赏心悦目或许才是不断赢得读者的关键所在。

通过对文学书的不同视觉考察，或许我们能发现，今天的文学书不仅在书籍设计上要引进更多的理念，在文字创意、形态各方面都需要有创新意识，如此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关注，它们的美学价值带给读者的是交互的体验，是精神的享受，也是思想的交流。而这样的创意或许所带动的是文学书的创意勃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