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1898-1982），原名张家骐，字丛碧，别号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直隶总督张镇芳之子，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从30岁到60岁，他不惜一掷千金，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他收藏的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等古代书画极品后入藏故宫博物院。张伯驹是我国著名的古书画收藏鉴赏家、诗词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

在中国现代老一辈的文化名人中,张伯驹先生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正如国画大师刘海粟所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一）情有独钟是西山

从1920年代起，每至春天,只要是住在北京时期，身体允状况许，张伯驹几乎年年都要上西山观杏花，进大觉寺赏玉兰。这个习惯，一至保持到他晚年的1970年代。当然,这期间有一个时间段为空白,那就是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出京去吉林省博物馆任职；再后来到“文革”时期的前后20年间。张先生曾说过：“ 杜工部诗云‘老年花似雾中看’。余则以为人生万事无不在雾中,故不止花也。余之一生所见山川壮丽,人物风流,骏马名花,法书宝绘,如烟云过眼,回头视之果何在哉。”张先生赏花，讲究子夜时分端坐于树下如老僧坐禅，直至万簌皆静，杂念俱灭，香气袭人中入定始罢。张先生留有《踏莎行》：

银烛朝天，金茎承露，千妆万舞临风树。二分明月在扬州，移家便似唐昌柱。玉女含情。江郎无语，年年一到前游处。花光直欲挽斜阳。暂时不放人归去。

张伯驹上西山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大觉寺，特抄录他的几首诗：

《玉兰》

千斤一扫镇风流，城主芙蓉召玉楼。

今日若逢班定远，也知头白悔封侯。

锥处里中且自娱，含苞高映玉浮屠。

谀辞自古皆欣赏，执笔休教效薰狐。

 

《辽碑》

清水院名记岁时，字痕漫漶剩辽碑。

可能剔去残苔藓，更作曹家绝妙辞。

 

《听泉》

清泉汨汨净无沙，拾取松枝自煮茶。

半日浮生如入定，心闲便放太平花。

 

《旧僧》

抛去袈裟换旧袍，随人茶饭住僧寥。

董家版本今何在，常念先生五柳陶。

 

晚年的张伯驹白内障已很严重，尽管如此，他每年仍坚持要在春天去西山看花，所谓“看花”，不过雾里相看，嗅嗅味道罢了。但他仍是年年必去，他要人给他讲四周的景物，要听松涛、泉声，要和同行的老友——夏承焘、黄君坦、徐邦达、周笃文诸先生殷实唱和。

兹抄录一首：

 

斜阳难为挽春光，群玉山头梦一场。

忍忆旧时明月夜，无人犹自照空堂。（昔游大觉寺赏玉兰，必一二宿，每于明月夜立花下。今已成空堂，回思都如一梦。“花光满院夕难阴”黄秋岳佳句也）。

在上世纪北京的吟坛上，张伯驹先生有着特殊的贡献与突出地位。他天赋高，精通诗词、书画、戏曲，对推动诗词不遗余力。1950年即创建庚寅词社。成员中有汪仲虎、夏枝巢等大老与周汝昌、孙正刚先生等小辈，少长咸集，非常活跃。此项活动一直坚持到1957年的反右开始，诗钟之雅集遂告中断。

到了1976年，夏承焘先生养疴北京，伯驹先生喜得良友，复倡诗钟之集。于是他写信让周笃文找夏老商定诗钟之会，云：“此次诗钟欢迎夏老同作。于十日内交卷，以便抄寄评选。于游大觉寺日同观。九题我已作完矣。”并附上平韵《满江红》词约夏老同游。词云：

    残照金台，凤池梦、重逢禊三。南窗暖，庭除渐绿，草长宜男。春色长城关不住，居庸空锁一丸函。好消磨，漫问杞天忧，同笑谈。

    山凝翠，波涨蓝；开野寺，拥晴岚。记因缘鸿雪，曾过龙潭。梳柳无心风自到，润花有意雨时瞒。莫匆匆、归去望西湖，思挂帆。

 

（二）生平最后访大觉

说起准备旧地重游的西山杏花盛事和大觉寺玉兰美韵，张伯驹仍是一脸的兴奋。有人提醒张先生，现在西山的杏花已大不如昔日繁盛了，张先生特别解释道，农人不植新树，旧树日老，哪里还会有当年的盛况？说到盛况，当年为了赏花和呤诗，张伯驹和傅增湘还在大觉寺山门外各建了一个亭子：北侧杏林中的亭子，题曰“北梅”，张先生所建，取义为杏花花期最早，是为北方的梅花；南侧的亭子名叫“倚云”，是藏园老人傅增湘所建，亭名出自“日边红杏倚云栽”诗句。旧时，每年杏花时节，两位先生必邀朋友，如夏仁虎、郭则沄、叶遐庵、陶心如等在寺前的亭内修禊赏花。

1976年4月的一天，张伯驹和几位老友兴致勃勃地搭车从颐和园西北行，直上西山去赏花吟诗。

风尘仆仆颠簸30多里后，老人们弃车步行来到大觉寺山门。张伯驹拄着手杖率先步入，不想门内闪出一人，拦住张先生，说这里是机关，不对外开放，不接待参观。当时大觉寺被北京林学院占用，许多游人到了这里都吃了闭门羹，无奈，只得乘兴而来，扫兴而去。但是张伯驹却不信这个邪。只见他大声说：“庙里还有没有和尚？现在谁主事？”说得看门人先是一愣，呆了半晌，突然躬身行礼说：“您是张大爷吧，我就是寺里的常修啊，您还记得我吧？我已经还俗了，现在还在这里看看大门，干点杂活。”

原来这位常修法师是大觉寺最后一位僧人,俗姓王,名永太。1941年在广济寺受戒出家，法名常修。1942年春，来大觉寺看守寺院并经管田产。解放后大觉寺归国有，由农林部下属的林机所管理（后又归林学院）。常修也于1952年还俗，成为这里的一名职工，其工作还是管护寺院。看到多年不见的老施主、老朋友，常修自然格外高兴，连忙把客人迎进寺内。

大觉寺素以古树名木而著称，寺内的“八绝”有五绝都是名木。寺的南院“四宜堂”是一座精致的小院，矗立着一棵明代所植的白玉兰树。它高达15米，是北京的“玉兰之最”。它向以“花繁瓣大”、“玉洁清香”、“一干一花，刚劲俊逸”而驰名京城，所谓“古寺兰香”指的就是这里。

常修把张伯驹一行领进四宜堂，安排好桌椅，沏上香茶，拉起家常。其时，玉兰正在盛开，满树洁白，清香袭人。端坐在玉兰树荫的藤椅上，张先生一边品着茶，眯着眼睛眺望远山，领会空旷与禅意；一边即兴写下一首词给周汝昌看，然后全神贯注地望着周汝昌——看他读诗时的面部表情。这种情景后来让周先生久久难以忘怀。

休息够了，几位老者来到大雄宝殿内，看到殿内供奉的造型生动的明代造像和大幅绘有灵芝禅云的彩色壁画时，张伯驹高兴地说，还是当年的样子，没有遭到毁坏，实属不易呵。

终于上到最高处的龙潭，张先生在此坐石听泉，流连不忍去。稍后在诸友簇拥下，来到历经风雨侵蚀的辽碑前，此碑文为辽咸雍四年僧志延所撰，先生静观字迹模糊的碑文，良久不移。

出得山门，张先生还想看看当年自己出资修建的北梅亭，但是遍寻无果，一打听才知文革中早被拆毁了。先生略有不悦，也没说啥，就招呼几位老友到附近供销社开的小饭馆吃饭。

为此先生留有诗曰：

 

亭子依云久已无，攀枝余泪眼模糊。

杏花也有红桑劫，补种新株老旧株。（原注：昔游大觉寺，与藏园共筑依云，北梅两亭，久已倾圮。近岁阳台杏花渐稀，因农人不中新树，旧树日老，遂无当年之盛）

 

酒足饭饱，一行人又向阳台山北安河走去，自然是想欣赏漫山遍野的杏花。当年黄浚曾赞叹道：“国中花时讨春最胜之地，以余所知所见，以旧都阳台山之杏花为最。连塍漫谷，三四十万株，亘可二十馀里。”谁料，文革动乱多年，山上的杏林无人管护，已是一片残败的景象，根本看不出是“讨春最胜之地”。寒风阵阵中,有人提议：我们打道回府吧，众人赞同，于是一起下得山去。

 

（三）香山脚下说雪芹

1971年春，香山地区正白旗39号房主舒成勋因维修房舍，于西耳房之西山墙上发见一批清代题壁诗文墨迹，专家一致认为，是清朝的老物件，但老到什么时候，说不清。许多人都认为是曹雪芹故居，红学界为之震动。而吴世昌、俞平伯则不以为然，一时争讼不休。

1975年9月，张伯驹携夏承焘、钟敬文、周汝昌等人，到正白旗老屋访问舒成勋。舒成勋将当年照下的“题壁诗”的照片给他们观看。

张伯驹看过旗下老屋“题壁诗”照片后说，我不是红学家，只是一个文物工作者，考文物以证历史，题壁诗“诗格”断为乾隆时代无疑。然不能以此断定必为雪芹故居，已不能断定必非曹雪芹故居。

张伯驹后有《浣溪沙》词记载当日之事，云：

 

秋气萧森黄叶村，疏亲慢友处长贫，后人来为觅前尘。

刻凤雕龙门尚在，望蟾卧兔砚犹存，疑真疑幻废评论。

 

其词注有“按发现之书体、诗格及所存兔砚，断为乾隆时代无疑。”张伯驹对“题壁诗”的鉴定，为研究正白旗39号老屋与曹雪芹故居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老友瞿禅翁作《减字木兰花》词云：

西山爽气，今日京华图画里。唤起陈辛，倘识尊前我辈人。

酒痕休浣，梦路江南天样远。如此溪山，容易重来别却难。

 

张伯驹和作云：

西来秋气，燕影霜痕黄叶里。情意酸辛，梦觅红楼吊恨人。

碧天如浣，衰草连天天更远。南望湖山，销也无金去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