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某海外媒体拿到了 超过12 万份Uber 的内部文件，涉及到Uber的一些黑料，让人们发现他不仅仅只靠所谓的“出行方式革命”而垄断市场的，他的政府公关力度相当强。这就是行业巨头的优势所在。 

不过，Uber的这一手在有的地方并不奏效，因为碰到了合作社。在美国德州的奥斯汀市，2016年立法部门鉴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司机安全的考量，要通过立法让所有司机都留下指纹。Uber坚决不同意，在与立法部门的博弈中，Uber扬言如果法律通过，他们将离开奥斯汀，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威胁。立法部门没有对Uber屈服，通过了立法，Uber也真的离开了，他认为他最终会被请回来。 

在Uber离开之后，原来以网约车为生的司机们失去了平台，而消费者也多有不便。在这种情况下，网约车司机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合作社Ride Austin，很快就把一个新的网约车平台上线了。他们以合作社的理念来经营这个平台，全体成员拥有这个平台，而不是像Uber那样以数据优势拥有司机。而且，Uber等网约车平台以往都要从司机身上抽取差不多35%，Ride Austin则只从抽%，只要能够维持平台的运转就可以，把利润都让渡给合作社的成员。结果很快这个平台就成为奥斯汀市场中的第一。 

Uber看到这样的情况，很快又返回了奥斯汀市，向立法部门低头，按照法律将其所有的司机都录了指纹。因为合作社的成立，平衡了巨头与监管部门的关系，让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对平台监管的效率提高，也加大了保障消费者的力度。 

最近国内出现的断供潮也让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合作社。由于资金链的问题，一些房地产公司的住宅项目遇到困难，无法按期交房，且处于停工状态，一些贷款买房的消费者实在坚持不住了，便抱团停供。据第一财经的信息，目前网络上流传出来的断供项目已有约150个，涉及河南、湖南、河北等至少20个地区。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这是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的结果，但是从深层次看去，其实与我们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经济组织的模式选择有关。

 讲到房地产，很少有人把它与合作社联系起来。其实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曾经很重视住宅合作社，也一度有若干住宅合作社运转。1986年12月，上海市二轻局玩具公司在市总工会、市政府有关部门及银行、财政部门的支持下，建立了新欣住宅合作社。建房资金由社员、企业、银行贷款各1／3。1989年底，合作社建成住宅7处，共2.7万平方米，解决了 144户职工的住房困难。依靠这种方式住进新房的职工当时没有想到，他们创造了第一个中国的住宅合作社。 

1992年2月，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建设部、税务总局联合颁布了《城镇住宅合作社管理办法》，还召开了两次专门的全国住宅合作社会议。在这样的背景下，住宅合作社的发展势头开始起来了，成立了全国性的住宅合作社协会。截至2000年底，我国各类住宅合作社发展到5000多个，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大约150万个中低收入职工家庭通过合作建房的方式，实现了安居乐业。 

根据《城镇住宅合作社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住宅合作社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合作经济组织，合作住宅是指住宅合作社通过社员集资合作建造的住宅，具有互助色彩。据有关部门统计测算，住宅合作社建造的楼房比类似地块、相同品质的商品房要便宜20％以上，在昆明等地，甚至出现过比商品房价格低50％的合作住宅。 

遗憾的是，随着土地财政制度的确立，住宅合作社便逐渐被边缘化，以致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还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探索。当然，从当时管理办法的规定看，大多数人对住宅合作社的理解仍局限于集资建房，并没有理解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制度的意义，因此其发展基础本就不牢靠。 

很多人到欧洲特别是北欧，都惊叹于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殊不知，这与住宅合作社的发展也有一定关系。国际上通行的住宅合作社是指社员出于共同的居住需求而自愿联合起来成立的互助合作组织，其目的在于为社员提供住宅服务。住宅合作社并不是简单的集资建房，而是建设、运营、维护和物业管理等住宅消费全过程的互助合作，是合作社组织在住宅建设、销售、使用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住宅合作社在很多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已成为居民获得住宅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瑞典政府既直接投资建房，又鼓励民众组织合作社投资建房。在瑞典以合作社形式建成并管理的住房可占全国住宅总量的50%左右。其中两个比较大的住房合作社协会，一个是瑞典全国住房合作社联盟HSB，一个是SvenskaRisksbyggen—HCS，两者占了所有住房合作社住房存量的25％。瑞典是世界上建立住房合作社最早、最活跃的国家之一。1950年瑞典颁布了法规，规定了住房合作社如何运作，目的是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比较好的住房，很快在全国展开。如HSB，是一种以住房资金融通、储蓄和建设一体化为特征的互助合作组织。 

发展到今天，HSB为1/10的瑞典居民提供了住房，经营的住房达50万套。HSB有自己的储蓄银行，为社员提供高于一般银行存款利率1％的利率，但其支出仅限于住房有关，合作社按会员入会时间和储蓄金额决定提供住房的次序，一般8至10年可获得住房。获得住房后，有关住宅的各方面决策，均由社员集体做出。住宅管理的优劣，甚至可以成为住宅转让价格很重要的因素。由于瑞典住宅合作社占有住房市场的比例很高，而社员基本都是以居住为终极目的，所以瑞典的住房市场价格的波动微乎其微。 

很多经济学家都强调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从这几十年的改革发展路径看，我们的确与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不过，从上述两个发展事例看，发达国家在重视自治型的经济组织方面很值得我们思考。可以看到，在发达经济体的市场中，资本当然起着主导的作用，所以尽管有很多限制垄断的法律，资本对资源的垄断冲动是不竭的，与监管部门的博弈是不间断的。而在这种博弈中，合作社组织发挥了重要的平衡作用。通过合作社组织，一些行业的超额利润被抑制了，消费者与小生产者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且在法律的保障下有了持续发展的机制。 

公司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创举，合作社也是。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曾经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个只有公司而无合作社的市场，一定是长期存在畸形冲动的市场。因为，公司是个人私利最大化的组织机制，而合作社则是一种在个人利益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的组织机制，对个人私利具有一定的抑制性。遗憾的是，这种与社会主义理念高度一致的经济组织在中国一直未能得到真正的重视。 

这可能与我们对合作社的适用环境的认识偏差有关。2007年，中国对合作社进行了立法，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合作社的法律。全球合作社的发展中，农业合作社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不过，我们有一个方面的认识很可能存在偏差，即似乎只有农业领域最适合发展合作社，最需要发展合作社。其实，农业合作社发展比较普遍，并不能说明合作社发展的先后顺序，而事实上合作社在全世界各个行业和领域都有普遍的发展，且都发展得很不错。而中国的农民合作社虽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其发展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也广受诟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合作社认识。 

合作社的发展基础，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民众素质方面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治的素质。而自治的素质与传统、文化以及教育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不能不承认，在这方面，中国缺少这样的传统，这就需要通过经济的发展依靠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逐步去培养。不得不说，在这方面，农民阶层又是最薄弱的。因此，中国的合作社从农民合作社起步，从客观需要讲是正确的，从所具备的民众基础来讲，则很可能是选错了。这也许就是中国合作社发展到今天并不是很令人满意的一个原因。 

现在，无论是消费服务领域，还是生产制造领域，合作的需求都是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可以从最近几年基于互联网的共享经济发展中得到证明。而且，在新一代消费者和个人创业者中，互助的意识和民主自治的素质也在提高。但是，真正的共享经济必须具有相适应的经济组织作为运行的基础，而不是仅仅依靠原有的股份制公司。正如在本文一开始提到的Uber的案例，以公司制为基础的共享经济，其实只具有一个外壳，核心还是资本占主导地位。利用合作社的组织机制，通过合作者的民主自治，才可以真正实现共享经济。这就是合作社在当今时代的价值所在。 

为此，面对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重新研究合作社价值的时候了。目前中国的法律只准许在农民之间组建合作社，这大大制约了相当一部分既有组织合作社意愿，又有民主管理素质的人利用合作社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也降低了小企业对抗垄断企业的力量。应该适时制定普适的合作社法律，解放各个领域具有互助意识的个体力量，让人们可以通过合作社集中资本为自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