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有一种妖魔化知识分子的情绪，我觉得很不好。例如，对中美关系的讨论，对一些知识分子的讨论横加指责，甚至常常出现所谓投降派甚或汉奸的说法，似乎与官方说法稍有差别就大逆不道。这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氛围。

知识分子通常基于其学识积累，可能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判断，即便判断相同，但其基于的知识基础也是不一样的，这是优秀知识分子应有的品质。如果人云亦云，那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本就应与官员有差别，毕竟所处的位置不同，其社会功能也不同。对于很多问题，知识分子更偏重于理性，更偏重于向学科体系要答案，因此往往在政治大变革时期偏于保守。这可能完全是基于其学术素养，而非政治取舍。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话更值得重视，并不是他们肯定正确，而是因为他们的思考方法会让人看到不易看到的东西。

知识分子的判断和其政治的取舍并不能划等号，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能仅仅依据知识分子的观点就给人家戴帽子。例如，理性分析中美差距，并不就会向美国投降。人是复杂的，因为人有思想，人又是简单的，因为人有气节。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人。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数不胜数。可惜的是，今天很多人并不这样去认识知识分子。

我想说一位大知识分子，他就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关于的他的学识水平，查一下百度就清楚了。陈先生被称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民国时期著名的学术领导人傅斯年先生曾称其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我并不讨论他的学术成就，因为大部分都不懂。我只是想从陈先生的一些经历，谈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尊重知识分子。

陈先生是1890年生人。他家学渊源，个人聪慧，又曾留学海外，成名很早，是中国多所大学理想聘请的教授人选，30多岁就与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一起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的四大名师之一，其学问和人品备受同行尊敬。即便是当年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朱自清等辈也备加敬重。陈先生的月薪达480元，为清华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之一。他在清华任教的时候，很多学生都可以看到，每当陈先生讲课时，冯友兰先生都会毕恭毕敬地陪其到教室。而其同事国学研究院主任、同样是国学顶尖教授的吴宓更是时常去听陈先生的课，还谦虚地向其学习近体诗的写作。

1937年7月7日，当卢沟桥枪声响起时，据吴宓日记记载，6号晚上，他们二人在清华园散步，“谈起时局变化，感日本之汹汹，叹中国之落后，不禁黯然神伤。”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星期后的7月14日，陈寅恪在清华园曾对吴宓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很显然，对于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陈先生非常悲观。

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民国初期的战争，东北的沦陷以及此后的抗日战争。陈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大师，对历史演变的洞察力自是不一般。抗战时期在云南的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中，就多有战与和的争论。陈先生着重理智，取客观态度，持戒慎恐惧之心理，认为当初倘能拖延时日，充实准备，形势才可较优，因此被人归为主和派。其实，抗战初期，确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当时的国力、科技和军力均不如日本帝国，所以如果能够谈得一个合适的条件，获得10年的和平时间，中国可以加进发展，缩小差距。这方面的代表就是还有胡适。

今天来看，这样的论点基本就是所谓的投降派或汉奸言论了。其实，这只是学者的学术讨论，若以这样的言论为人下定论，是非常不公平的。陈先生此后的经历，才能让人全面认识知识分子，能够体会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

1939年春，鉴于陈先生的学术声望，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这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陈先生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结果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成行。1941年再次获邀，陈先生又赴香港，恰遇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交通全断，陈先生被困于香港。

在香港，由于学校关门，粮库封锁，钱粮来源皆已断绝，陈先生一家只靠一点存粮维持一家人的生命。为节省口粮，陈夫人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甚觉味美无穷。即便如此，陈先生仍然辞去在香港的教职，绝不为日本占领当局服务。

日军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全楼人惊慌失措，皆感大祸临头又不知如何应对。这个时候，陈先生站出来与日军交涉，为居民争取时间。连房东都对这位在日军面前大义凛然，且能用日语交涉的穷教授刮目相看，尊礼有加。

驻港日本宪兵首领得知了陈寅恪乃世界闻名的学者，便祭出安抚、拉拢之道，欲令其为日本谋事。令几个宪兵拉两袋当时在港岛已极其紧缺，而陈家又特别急需的大米以示恩赐。陈先生夫妇见状并得知来历，竭尽力气把已放于室内的米袋拽了出去，奉令行事的宪兵搬回，陈氏夫妇再度拽出。如此往复多次，最后陈先生面带怒容用日语高声斥责宪兵，并告知宁肯一家饿死也不要这来历不明的大米，宪兵们见状，知强迫无用，遂将米拉了回去。

以陈先生的学术威望，本可以生活无忧。但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只有为日本人做事，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有一位自称陈寅恪旧日学生的人访问陈先生，谓奉命请陈先生到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巨款让陈老师筹建文化学院，实则是日本当局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陈先生听罢，愤而将对方赶出家门，并谓“你不是我的学生”。

当时国民政府想尽办法营救陈先生均未成功。陈先生眼见形势紧迫，遂产生了冒死突围的想法。经过一番筹划与化装打扮，陈先生携全家老小于1942年5月5日夜，乘一艘运粮的小商船，在夜幕掩护下悄悄逃离了坟墓般的孤岛，抵达澳门。要知道，这个时候的陈先生眼疾严重，几乎到失明的程度，去英国，也有医治眼疾之目的。

沉疴严重的文弱书生陈先生在日军占领下的香港渡过了半年的悲惨时光，没有正常收入来源，一家几口人饥一顿饱一顿，即便如此，始终表现了极其可贵的民族气节。他不是一个持枪的士兵，但是在香港，他的表现一点不亚于士兵。如果以其对战争的悲观估计来定义，并不是一个斗士，但是人是复杂的，知识分子则更可能因为为天下计、为国家计而理性异常，但并不表明他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就会软弱。

陈寅恪先生的民族气节令人敬佩。也正因为如此，因为他未能如愿返国，还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在日军占领香港前的最后一刻，国民政府曾有一架飞机专程接要员和文化名人返国，陈先生当然列在名单之中。但是，陈家一家老小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无情地挡在了圈外。与陈寅恪一道被挡在圈外的还有国民党元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以及蔡元培先生的夫人等。阻挡者乃是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女儿、随从和豢养的一批保镖守卒，还有几只名犬。此事被新闻记者披露后，有传闻说陈先生客死他乡，这激起了西南联大以及其他高校教授和学生们的愤怒，很快就发生了倒孔的学潮。

知识就是力量。掌握知识的人，特别是那些系统地受过知识学科体系训练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有知识分子的特点，即以毕生所学来对待世界、对待现实。这样的态度所得到的结果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特别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判断时不一定是符合某种政治理念的，这很正常。用政治的概念给他们贴上标签，是不妥当的，他们的知识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应该尊重他们自己表达方式和观点。

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摧残是致命的，长期的。陈先生一生追求学问，自己的收入除了生活必需支出之外，全部用来买书，其藏书规模惊人。然而，他的藏书也曾遭两次浩劫。一次在七七事变之后，他从清华园撤到城里，虽抢运了一部分图书，但有不少仍来不及运出。悲哀的是，抢救出来的图书在南渡之中几乎全部丢失，一部分在长沙大火中焚毁，一部分在寄运途中遗失在越南。还有一次就是1966年的运动中。

知识分子的观点当然可以讨论，但是这种讨论应该在一种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也需要在知识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叫讨论，仅看一些观点的表述不看其论证过程，直接妖魔化，类似如投降派、汉奸等帽子满天飞，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对知识分子认知的扭曲，从而使后辈逐渐滋生以知识谋一己之利的功利心态。这是很可怕的。

当然，什么算知识分子，那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