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相声的忠实拥趸，由此及彼的对小品等语言类艺术节目偏爱有加。因此，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很期待这类节目出彩。好像曾经看到一位春晚导演说过，语言类节目出彩了，整台晚会就有成功的基础了（大意如此）。

语言类节目的核心特点就一个词：幽默。人类不分种族和信仰，皆以幽默为乐。虽然不同的民族、国度和不同的信仰之下，幽默之梗不一样，但是给人带来的乐趣是共同的。所以，如果说幽默是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情，这大体不会错。

自从春晚产生以来，幽默越来越少，越来越让人怀念。而今年的幽默尤其让人失望。最不能理解的是，像岳云鹏今年的这个相声《年三十的歌》，怎么就能登堂入室，上了春晚的舞台。且不说完全没有什么幽默段子，就是看其表演，也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完全没有一点春晚舞台应有的水准。更为恶劣的是，他其实把这个舞台当做了引流的平台，大谈个人的热搜，与幽默完全不沾边，比插播广告还露骨。也许，收视率的数字上去了，但是国家台的形象却下来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今年岳云鹏的表现，怎么看都像是在给自己做广告。当然，像岳云鹏这样的演员，在社会上立足，必然要以献媚来迎合一些公众的低俗乐趣，只要不突破底线，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例如他张口就来五环歌，我实在不知道比四环多一环算什么梗，但是在很多场合竟能引起轰动式的共鸣，只能说他的确是有了一种解释不清的吸引流量的能力。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演员，一个相声节目，竟能过五关斩六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令人尴尬的，还有那些被归类为语言类节目的小品。今年春晚尽管语言类节目的比重增加了，却完全没有了当年语言类节目的艺术效果。误会法的滥用，实在是侮辱了观众的智商。这个时候真的让人怀念那些年既有艺术水准又有幽默效果的小品，以及那些艺术家，如已经去世多年的艺术家赵丽蓉、被央视封杀多年的陈佩斯、朱时茂等，赵丽蓉老师的小品几乎是演一个火一个，每一个都令人难忘，而吃面条的场景和换角色的小品，现在演来依然现场效果热烈。偌大的一个中国，这样的节目竟许多年未见了，真还不能不信几十年几百年才出一个天才的话了。

中国人虽然看起来内敛一些，但中国文化中绝不缺少幽默的基因。早在先秦，经、史、子等典籍中就有不少可被称作笑话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作《滑稽列传》，详细记载了优孟等俳优在帝王面前巧言说笑的故事。中国早期的幽默具有明显的讽谏目的，并与寓言相互纠缠，题材十分广泛。只是由于记载文献的缘故，看到的多是君臣之间的智慧。至后汉，邯郸淳编撰《笑林》，“笑话”被基本确立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此后，古代笑话的代表作还包括宋代的《艾子杂说》，明代的《古今谭概》《笑府》，以及清代的《笑林广记》。

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语言类艺术更需要智慧，只有智慧才能产生幽默，所以可以说智慧是幽默之母。小品也好相声也好，其幽默的精髓在于，既要紧扣时代，又要批评讽刺。经典的相声小品，无论是马季的宇宙香烟，五官争功，牛群冯巩的小偷公司，侯耀文黄宏的打扑克，赵丽蓉的如此包装，无一不在表现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同时深刻讽刺社会不良现象，当然也就引发观众的共鸣，成为经典。如果说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讽刺的现象和题材了，没有人相信。但如果没有好的环境，就不能产生经典，这应该是真的。

讽刺与批评、批判不同，它没有那么严肃，也可能并不犀利，但却一点不缺少力量。现在对正能量的理解有些偏差，似乎不直接和确定出来的口径一致，甚至用词上有些不一样的，都可能被质疑。这就限制了批评和讽刺的智慧，因为有的时候批评和讽刺很容易被认为具有口径差异。其实生活中的现实非常丰富，用智慧解读生活的空间也非常广，幽默的智慧表达和严肃的正面表达，听起来有差异，而效果的方向可以是一样的，甚至前者还可能会超过或者。抗生素是好药，用的多了也会产生抗药性。要知道人的语言接受系统也会产生抗药性，一旦有了抗药性，再好的药也会没有功效的。

当然，现在信息传播极其便利，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多元化了，所听到的信息多了，更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因此更难在春晚这样的舞台感受到幽默。这是客观情况，也是挑战。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幽默只能碎片化的去体会，而不宜在这种庄严的舞台去欣赏，就大错特错了。这等于说正能量的表达只能用程式化的演绎方式。其实，当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风格就极其幽默、风趣，很多典故让他用起来，不仅有新意，而且有趣味。他老人家总在严肃的场合讨论严肃的主题时，用极其生动的方式和幽默的语言来阐释，效果奇佳。

现在的春晚舞台技术越来越现代，场面越来越绚丽，传播手段越来越高大上，据说今年已经开始了8K信号的传输，乃全球第一次，这当然令我们感到骄傲。如果能够愉悦的骄傲，幽默着骄傲，那是更加美好的一件事。前几年的春晚曾有一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打动了全中国。也许我们可以问一句：中国的幽默都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