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大略以“仁”、“義”、“和”为核心，既重视明心见性的个人修养，也提倡正常伦理而追求社会的健康。在总结他之前的文典上，是集大成者；在开创教育的“有教无类”的普及性上，是开先河者。通过“删定六经”，他把整理古籍和编订教材这两件事统一起来了。

由于汉字的特性和汉文化的强大系统性，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所说的话、所作的文等，好多都传下来了。他的大略生平，也是这样。

《论语》讲“修己”之道，同时是孔子言说和事迹的结集，历来被奉为“修己”之经典。《荀子》、《韩诗外传》、《小戴礼记》、《大戴礼记》、《孔子家语》、《说苑》等书也载有不少孔子言行，亦能现其声貌与当面也。再比如《书经》的“书序”（多半保存在《史记》等古书里而传至今），为孔子作；《易经》之说卦篇，为孔子所作；现代新发现“上博简”里的《孔子诗论》，大略可定为孔子言。（这里顺带说一下，关于传世先秦古籍的可信性，《汉书•艺文志》所录乃据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是流传有序而可靠的。东晋伪古文《尚书》当然不在此列，但伪造者郑冲——三国魏至西晋的人——还是老老实实地把流传有序的“二十九篇”置于其中。）

孔子根据古文献而编定六经，系对当时的古代文献的汇编、整理，这对中国文化经典的长久流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孔子在文献整理方面，尽其所能地做到了尊重文典和尊重历史真实。“五经”里有孔子之“述”，是他根据史料、史实，交待文典的历史背景（比如《书序》），或做些阐释说明（比如《说卦》）。

曲阜孔府里有这样一幅对联：“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时贤者皆从之由。”

但是也会有人曲解了他。中国历史上对孔子思想的最大一次扭曲，是明太祖发动的“尊孔”而产生的。“五四”以后不止一次的“打倒孔家店”运动，除了列强入侵的原因就是明以后的理学泛滥的结果了。仅仅通过《儒林外史》一部书，就可以窥到明朝时儒家学说被扭曲成什么样子了，这部文学作品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自我剖析，永远是有意义的。经史子集，当然要经常读一读的，但“学而不思”或仅仅为了写“八股文”，就不妥了。当初，朱元璋利用了朱熹师徒的治学成果而把他们整理出来的“四书五经”规定为全社会普遍使用的科举教材，他这是使了一个“手腕”，成功地把儒学改造成“儒教”了。这里有必要提到的一件事是，这位明太祖为了自己的需要，还对所颁布的“四书五经”版本进行了个别文字上的篡改，比如在《孟子》中删掉了有关“民贵君轻”的片段。

如此说来，理学一贯的刻舟求剑气味，以及它对儒学的宗教化改变，朱熹可能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但主要是朱元璋起了坏作用。说到这里我不由想到，台湾的国民党系统的国学家，六十多年来把学问做偏了——国民党赴台后历来所推重的儒学人物，都是理学一脉的。由台湾的“国学”而衍生到欧美大学里的“汉学”，其实也都是根植于宋明理学的“新儒家”。“新儒家”这个提法，“圈”外人往往不知是何含义，比较尴尬。

原本，儒学是一回事，儒教是另一回事。可是直到如今，不少人还在批评儒家文化的保守和在礼仪上的繁琐，这是把儒教的东西计算在儒学的头上了。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不应该背这个“黑锅”。孔子虽然一生痴迷于推行礼乐之治，但孔子思想的精髓是不是在于丧葬、祭祀等仪式上的铺张雕琢？答案是否定的。他曾经说过：“礼，与其奢也，宁俭。”

好在在孔子之后的如此久远的年岁，人们还可以通过阅读《论语》、《史记·孔子世家》等古代一手文献来了解他这个人，他的经历、追求，以及他的思想系统。孔子之所以非常讲究祭祀、丧葬礼仪，是有其深层目的的，那就是要让刑罚得到正确的实施，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矣。”由此来看，那种将儒家、法家全然分割的做法是不合适的，儒家思想其实也包含有法家的成分。孔子本人固然有热衷“俎豆之事”的特点，但他实际上是要通过提倡“礼乐”以达到保持社会的人情味的目的。从明太祖之后的各种典礼的过分泛滥和铺张，是有违孔子礼乐之治本意的。孔子所主张的“礼乐”，是既有形式，又有内容；而后世的那些过分繁琐、过分铺张的典礼就不然了，是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或者是形式过于铺张而掩盖了“内容”——我这里说的“内容”是指我们华夏族所特有的那种人道主义和世俗价值。

不管是哪种形态的世俗价值，都是反对等级制度的。我们要问一问，孔子礼乐之治的终极目的是不是追求实现“等级制度”呢？应该说他的确追求这个，但这不是其终极目的。孔子思想的世俗价值属性很明显。否则怎么解释他的“有教无类”，以及他在日常生活中的浓厚的人情味？比如他“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反孔的人说孔子思想是服务于皇权的，是封建主义，他就是要在社会上推行封建等级制度；他心里是存在这个等级划分的，他一生都想当官，就是想往上爬。这是说孔子有深刻的等级观念。可是我们能看到孔子“周游列国”时并非“有奶便是娘”地屈从与权贵，而是谁能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就投靠谁；那诸侯的人品欠佳，他也会避开他。如果说“孔子那么东奔西走的就是要维护等级划分”，那真是冤枉他了。他是心怀天下，要为全天下的人谋福祉。

也许，孔子本人在礼仪、礼节上的讲究已经有些迂腐或者铺张了；也许，他否定一切“犯上作乱”的行径，是显得有些皇权至上了，但是我们评价孔子不应该忽略上述他“心怀天下”的慈悲和胸怀，这是评价孔子的基本面，也是一个难能的较高层面。特别是作为中国人，如果对孔子不能理解到这个层面，就没有在人格修养上继续吸纳文化营养的可能了，这话应该不是言过其实的。

是的，孔子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人，距离我们现在的生活似乎很久远了，特别是现代社会变异得又这么快。但是由孔子缔造的文化语境（主要保存在六经、《论语》，以及后世的经史子集里），却将一直延续下去。我们中国人离开这个文化语境，就象鱼儿离开了水，将在人生道路上寸步不能行走；而我们一旦进入到这个文化语境，就能获得基本的身心平衡和良好的交往能力，从而使我们的人生境界得到开拓。包括在国际交往中的开拓。因为孔子追求和平，以及他“和而不同”的理念，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同样有益。

孔子年轻时曾在季氏府里充当打杂的小官吏，先是为季氏管理仓库，后来又为他操持畜牧方面的事。他那时虽有职守，但很好学，利用一切机会查阅官书。

孔子中年开始聚徒讲学。他收徒不分门第，不但教授在民间自古就已经“明习者众”的诗、书、礼、乐，甚至把《周易》、《春秋》也作为教本，进行阐释并传授给弟子们，这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是孔子使得《周易》、《春秋》开始在民间流传了。孔子的“有教无类”，在文化普及上是个伟大创举。

孔子大约四十多岁时曾“适周问礼”，就是西行到周的都城去学习礼仪。在此期间他还观览周史之书。他此行见到过老子。老子在为孔子送行时说过一段话：“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司马迁《孔子世家》）孔子后来提出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似乎说明他很好地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我们有理由相信，两位思想巨人之间确实是有传承关系的，尽管两人的体系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对于“隐者”，有他自己的定义，他后来见到过长沮、桀溺这种归隐之人，骂他们是“鸟兽”，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因为长沮、桀溺在前说过：“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所以孔子在这里说：如果天下是个有道的天下，我还出来改变这个天下干嘛！——正因天下无道，所以他要入世来弘扬道。）后来，孔子师徒又碰到了“荷蓧丈人”，这回是孔子挨骂了，人家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结果孔子反而很尊重他（孔子当时听了子路的传话后马上去找那老人，但“荷蓧丈人”已经离开，孔子没有能亲自见上他一面），说他是真正的“隐者”。可见在孔子看来，那些并未完全超然物外，比如能够靠亲力亲为的耕种来自食其力的归隐之士，才是“隐者”。

总之孔子在个人内心修养的方面，也是追求寂灭之境的，在这一点上和道家没什么两样。不妨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没有老子，孔子也成不了“圣”。孔子所说的“中庸”，从某种角度说就是指一个人在任何状况下都尽量不要带有情绪化的东西；孔子所说的“中庸”在于“率性”，即率天性、率良知。——从儒典的语境来说，这个“率性”绝不是现代人通常所说的那种本着一己的私欲而恣肆妄为；“性”是指的“天人合一”的那份人性。

孔子在大约五十岁的时候出仕，先后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主管全国工程建设），大司寇（主管全国司法）。他在五十六岁时，曾经以大司寇行摄相事，实际上就等于暂时当上了宰相。他果断诛杀了乱政的一个大夫——少正卯。而从整体上看，这期间他把鲁国治理得很好，不过才三个月时间，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市面上没有哄抬物价的；大街上男人和女人没有并肩行走的；无论城乡都路不拾遗；四方来客都能得到鲁国老百姓友善的对待，有任何事情都不必向官方机构的求助，来鲁国就象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

孔子料理鲁国国政才短短三个月，人民很满意，他的工作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但是齐国害怕鲁国由此强大起来会称霸而对齐国不利，就来捣乱，具体办法是送来了八十位美女。事先教会了她们穿着漂亮衣服跳《康乐》之舞，然后用三十驷“文马”所拉的车乘，驮着她们来到了鲁国都城的南大门之外，说是献给鲁君。季桓子微服往观美女文马再三，心有所动，最后是想法劝鲁君接受了这份齐国人送来的“厚礼”。于是鲁君因为这些齐国女子竟三日不听政；“郊祭”之后又不按礼法把祭肉分给每一个大夫。孔子感到没有机会再在鲁国推行他的礼乐之治了，就启程去其他诸侯国寻找机会。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返回鲁国时，是六十九岁高龄了。

从此，到他去世的五年时间里，他专心于赞《易》，修《春秋》。

如果要综合来说孔子在整理文献上的贡献，那自然是他的删定六经：

一，孔子把他当时所能见到的虞夏商周之外史所记（典备王蹟者，以及谟训诸文。——章太炎《检论》一的《尚书故言》云：“外史所谓三皇五帝之书，典备王蹟，而索有谟训诸文，是以为二。”），即存世的从尧一直到秦缪公的一千六百年间（缪公到孔子又有一百年）的零星史料，进行了篡选而得到百篇（汉儒认为具体是一百零二篇），是为《书经》，汉代以后称《尚书》。这些篇什如史册、祭告、诏诰、战书、军令之类都有或多或少的记叙性质，孔子对这些片段化史料的系统编纂和整理，被人们叫做“孔子删书”。孔子删书的原则是：1.内容重复的仅取其一，即内容最允当的，其他的则不取；2.他觉得不必流传后世的也不取，比如“三坟”“九丘”之类碑铭之文，他觉得矫诬夸饰(见章太炎《尚书故言》)，是不取的。那么孔子删定《书经》时之未选入者，其后是作为《逸周书》留存传世，《逸周书》亦有百篇之数，在秦始皇以前似乎并没有任何散佚，时至今日也还能读到其多半，只不过《书经》被孔子定为经或“教材”而传播得更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三十年来新发现的几批先秦竹简书里，就有秦焚书和莽乱以来已绝迹两千多年的《书经》、《逸周书》里的篇什，或者类似的书记。（2008年清华大学收购的一批战国竹简书籍当中，有《保训篇》，与《书经》体例相类，窃意其当属《逸周书》之一篇佚文，今由出土竹简书重回人世欤。）

汉武初“孔壁书”被发现后，是由能识古文、且又从申公学过今文经的博士孔安国，将之转写成今文（隶书）而献给了朝廷而藏于学官。其中就有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以及孔子的“书序”——近百条。秦“焚书”后《书经》几乎尽毁，壁经一出，后世读《尚书》主要就是读孔壁五十八篇了，“莽乱”后又只存“伏生二十九篇”之今、古文。（章太炎认为尚存以古文家们抄本的形式流传的逸篇，马郑本亦收有之——尽管马、郑不注二十九篇之外者。窃意就连抄本也几乎尽毁于莽乱了，否则马、郑何以不注？章太炎《尚书略说》云：马融能知逸“书”篇数，且马融以逸“书”乃绝无师说者而不注。我觉得这还都不是十分确凿的证据能来证明莽乱后有逸篇传世。至于《史记》载古文《汤诰》乃壁经五十八篇之内而“伏生二十九篇”之外者，载《汤征》乃百篇之内、壁经五十八篇之外而“伏生二十九篇”之外者，是莽乱前二百年由能读古文《尚书》的司马迁保留在《史记》里的“逸篇”）

原来孔子删书所定百篇，大都由他根据已有的数家书序（外史所记）参比而述，或者由他自己根据有关故实之记而序之。因有“数篇合序”的情况，所以序之数，略不及百。孔子“书序”实乃后人读通《尚书》本文的必备，“书序”陈说本文所涉的历史背景，若无序，则后人无由读懂《书经》也（唯禹贡、尧典、吕刑各述山川、官制、法律，无序亦能窥其大概）。孔子“书序”，壁经本是有的，到西汉末年王莽败绩之时，不但所有“孔壁书”原竹简都毁失了，秘府之外由古文家们传抄的古文经籍也损失惨重，但论“书序”，则绝矣。但是其书虽不存，其文多半有传世者，即近世章太炎从《史记》里发现的太史公所引六十余条“书序”（其他古书也有转载）。

朱熹、蔡沈作《书经集传》的时候，即未取“书序”。《史记》中所引“书序”，词气古奥，且一如《论语》等之孔子口舌。朱、蔡未能察也。

司马迁《史记》采用了百篇“书序”的六十余篇（司马迁所采的是孔安国古文真本。他十岁即从孔安国受古文《尚书》，所以《史记》所采当为可信。章太炎说：“‘书序’百篇，《史记》采六十余篇，夏殷本纪尤多。”）。两相参照，仅有六、七处用字的不同：

今《书序》“将迁其君于蒲姑”一句，误增“将”“于”二字；“肃慎来贺”当为“息慎来贺”；“冏”当为“臩”；“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是多了一个“平”字；“东郊不開”的“開”当为“闢”；“费誓”当为“肸誓”，壁经本古文如此，肸是当时地名，其实也就是现在的费县。（见中华书局2013年版《太炎先生尚书说》。）仅此而已。

但是壁经本“书序”有百篇（条），《史记》所采是较之少了三十多。他籍盖亦无所能再补益之也。

“孔壁书”在西汉，略有流布。朝廷秘府之内有刘向之类的文官能披览之（《别录》中记有孔壁书各书的篇数，刘氏未见原书的话何以知之？！）；孔安国献书之前自有抄本留下，再传司马迁等徒，则有进一步之流布矣。

孔壁《书经》经莽乱而毁失了多少？秘府内的古文原简，定然尽毁矣；外边古文家们之抄本，则是基本上失传了。好在借助伏生二十九篇的流传，还是有孔壁系的古文二十九篇也传下来了。另外也还有少数古文抄本流传，比如杜林所献漆书。

东汉人所能见到的古文《尚书》，首先有孔壁《书经》五十八篇（刘向说四十六篇，是据后世篇名而分篇后为五十八篇）中的三十二篇，亦即其中数篇合篇情况下的“二十九篇”。还能见到其他篇的可能性，我个人觉得很小，不然以马、郑之学力何以不亦着重推介之？且后世文籍何以绝少见其文句之征引？

孔壁古文《书经》刚被发现时，比伏生二十九篇多出了二十六篇。这二十六篇在王莽乱中毁于战火了，——不但朝廷秘府的毁了，民间古文家们传抄的简帛文本，大略亦尽失传。但是由于生活在莽乱之前大约二百年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载有真的古文《汤诰》（伪孔中的为假），以及另外一篇也通过转载而留存了（余尚不知其篇名及转载之书），所以史记在莽乱损毁的算是二十四篇。

总之经过秦朝“焚书”，孔子删定之“百篇”大略只剩孔壁《书经》那五十八篇了（之所以这里说“大概”，是因为西汉时期还有别的壁经、漆书之类先秦简帛残件的发现）；再经过王莽的乱世之后，即自东汉初年以来，基本上就只有今、古文皆传的二十九篇了（其中《泰誓》篇可能杂有《泰誓故》的言辞，但全篇的基本内容还是大略可信的）。

所谓东晋伪古文《尚书》，实际上基本是魏世、西晋间郑冲托伪孔安国《古文尚书》而为（“二十九篇”之外者乃郑氏杂凑古书而伪造，共二十五篇乃出郑手）。后世孔颖达、陆德明相信之，孔之《尚书正义》、陆之《经典释文》基本继承了伪孔。

朱熹《书经集传》虽包含“二十九篇”，却掺进了郑冲伪造的二十五篇中的几篇；由于朱熹首疑孔壁书中“书序”之存在，这也对后世有不好影响。

对伪孔之伪，明正德时的梅鷟最先给出了证据。清康熙时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大家才明白马融、郑玄所治《古文尚书》（马、郑未注“二十九篇”之外者）才是真本。

东晋伪《古文尚书》，“二十九篇”之外者为郑冲伪造。郑之二十五篇，乃以子书所引《尚书》而今文无者拼凑而成；不但伪造经，还伪造孔安国的传。

今人读《尚书》，要注意这三位注释者：王引之、孙怡让、章太炎。近世王引之《经義述闻》当中，解《尚书》者有一百条；孙怡让《尚书骈枝》中有七十条（孙略不及王）；章太炎《古文尚书拾遗》有近百条。王、孙解《尚书》可通百分之七十，章太炎自言已通百之八九十，他何以这样成功呢？一是章氏解《尚书》恪守一条依据《尔雅》里古文的字义去读解古文《尚书》的原则，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古文《尚书》读应《尔雅》。” 二是他象王、孙一样，能够在阐释文理方面“破古今文之界，一以己意为断”。另外，章太炎说：训解《禹贡篇》，须依清代胡渭《禹贡锥指》。

 “孔壁书”原简（原竹简书），应该尽毁于王莽之乱的时候。秘府外的相关古文抄本，也毁失了很多。这些经书的古文抄本属《书经》损失最重，是毁失了二十四篇，——不包括《史记·殷本纪》所载《汤诰》。司马迁引用的《汤诰》（内容与伪孔《汤诰》异）确系孔子删定之百篇之一，毕竟他是生活在莽乱之前大约二百年，那时孔壁《书经》尚存。莽乱之后似乎无有再能引用逸篇者，略可证明抄本亦差不多尽毁于莽乱了。好在传世《左传》、《史记》等书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项损失，——左丘明见过“百篇”，司马迁见过孔壁书经，从尧至春秋的历史脉络就能体现在他们的书中。

中华文籍的这种系统性和可追溯性，令人不由心升赞叹！

二，孔子的删定《诗经》。孔子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五百余年间的诗——包括官方的、贵族的和民间的，共三千余篇，筛选、精编成了《诗经》。其中包含了三百零五篇诗，分作风、雅、颂三大部分。《诗经》朗朗上口，便于人们记诵，秦始皇下令“焚书”以后，尚有很多人能背诵出来，到汉朝建立，治《诗》者有齐、鲁、毛、韩四家。我们现代人读《诗经》，应该以一个叫《毛诗诂训传》的版本为主。如果说这部《毛传》里的“诗序”距离孔子原话还有点距离，那么1994年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入藏的楚简里有一篇《诗传》，则乃孔子向弟子讲《诗》的原话（李学勤先生2002年1月发表了对上博简《诗论》的释文），正可做孔子曾序《诗》之证）。

三，关于“礼经”。现在我们说的“礼经”，包括《周礼》、《仪礼》、《礼记》三部书。

《周礼》、《仪礼》是周公所作（后世有增减）。《周礼》讲周代的官职制度，其文体是骈体。《仪礼》讲起居跪拜之礼，文体是散体。《礼记》是汉代人所辑，但主要是战国时文存，是一些关于礼的阐述。

《周礼》现存六篇，文本情况大概一如截止到春秋末年的样子。战国时《周礼》已经基本失传（当时诸侯不喜欢《周礼》对他们身份等级的限定）。《周礼》的重现，是在汉景帝末年的事，乃河间献王刘德所献（河间献王所获而献的，有《周礼》，也有《礼记》）。汉武帝时所发现之“孔壁书”有《礼古经》五十六篇，主要是《仪礼》之属，并不包括《周礼》的内容。《仪礼》现存二十四篇，远远少于先秦时。《礼记》主要是战国人所写记的文存或议论，经刘向、二戴的编订而成书，有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之分，今共存八十六篇。

在周代，《周礼》规定了三百种官职、职位；《仪礼》规定有三千项事仪。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或“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仪礼》到了孔子时候，已经早有所亡佚了。《汉志》言：“礼在孔子时已不具。”

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对残存篇什悉心整理以传弟子。他在向弟子传授残存的《周礼》、《仪礼》时，多有阐述，战国、汉代儒者或记之，或自己再阐述，以成《礼记》。

《仪礼》中的《丧礼》、《丧服》二篇，明太祖因不喜其“父重于君”的古礼立场，故而不把这两篇作为科举考试范围之内的经文了。《丧礼》、《丧服》，以及《礼记》里的《儒行》、《大学》、《表记》、《坊记》、《缁衣》等篇，“皆言寻常修己治人之道”（章太炎语），文字平实易懂，读一读是很有好处的。每谈到礼经，通常所说的“四礼”，是指《周礼》、《仪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章太炎说：“二戴记中《哀公问》、《儒行》、《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王言》诸篇，皆孔子一人之言（长松按，弟子与他的问答之言）……《三朝》七篇，文理古奥，与余篇不同，或是孔子手作，或是孔子口说、弟子笔录者尔。”这段话里提到了《礼记》中所录的《孔子三朝记》里的七篇。实际上从班固以来所有有真知灼见的学者，都认定这是无比珍贵的出自孔子本人的“述”，它们是：大戴记里的《千乘》、《四代》、《虞》，小戴记之《诰志》、《小辩》、《用兵》、《少闲》。《仪礼》者，安上治民之书也。武帝初鲁恭王坏孔宅壁所得之《礼古经》（原简或毁于西汉末年之兵燹），当以《仪礼》视之。我们现在能读到的《仪礼》篇什，除了汉初高堂生所传承的十七篇以外，还有另外七篇（有的是残篇）：小戴记中的《投壶》、《奔丧》，大戴记中的《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公冠》，郑玄注《礼记》所采引的《天子巡守礼》、《中霤礼》，——共计二十四篇。

四，《乐经》成书的情况，要从《诗经》说起了。孔子编定了《诗经》以后，他把其中的所有诗篇，都加以重新配乐，“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所谓《乐经》，大略应该就是这些乐谱为主体吧，另外应该还有《韶》、《武》、《雅》、《颂》之谱。总之《乐经》的编定和成书，大约也是出自孔子之手。此书作为六经之一，当然很珍贵，可惜远在“秦火”之前，就散佚了。

五，孔子晚年对《周易》很感兴趣，经常翻阅，以至于“韦编三绝”。《易》一类的书，在孔子之前原本远不止我们今人所见的传本《周易》那么多，比如还有《连山》、《归藏》，都是，到了孔子赞《易》，乃专取文王所演的，而成《周易》之书，并且孔子及其弟子还为上、下经文作了注解说明性质的“十翼”，即“彖传”、“象传”、“文言”、“系辞”、“说卦”等（其中“说卦”为孔子手笔，其他九翼多有引用孔子话语之处）。孔子生前于《易》有不尽之意，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他晚年“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我们现代人读《周易》，所得到的版本都是从三国王弼注本而来。这个版本是可信的，因为王弼是从费氏继承来的《周易》原文。至于王弼为《周易》所作的注，则早已留存不多了。关于对《周易》的解读，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关键性的“钥匙”，那就是卦名，六十四个卦名，每个都指示着一种哲理，从这里入手，才能领会卦象、经文、传文的含义。

六，关于孔子的修《春秋》。孔子“适周问礼”期间，也曾观览周史之书（列国史记都须上呈周室，所以孔子所见，囊括列国之史书也），与他们讨论史记旧闻，这也就为他日后修《春秋》奠定了基础。（当时与孔子同往周室的，有鲁国史官左丘明，他也翻阅那些丰富的史记内容，也参与关于史事原委的讨论。他在孔子修成《春秋》几十年后著有《春秋左氏传》，为《春秋经》补述事迹，与经可谓珠联璧合。）孔子晚年修《春秋》的直接动因，是他有一天忽然意识到自己在有生之年再没有机会推行礼乐之治了，就决定手订一部编年体的东周国史流传到世上，周之春秋不可得，他便依据鲁之春秋来做这件事了，即以鲁之春秋为主干，再添加上周和列国诸事。（关于春秋之名，是这样的：原本列国都有其史记<</span>包括周>，鲁国的，同周的史记一样也叫做春秋，其他诸侯国的史记都不叫春秋，但性质相同，皆一国之国史。）孔子七十一岁时开始修《春秋》，大约花了一年的时间而完成。他的“修”，主要在于按编年顺序陈列原始史料，而不在于为了“正名”而作很多“笔”“削”。也就是说他很注意保存以往史官们的具体措辞，经他改动过的地方，是极少的，比如吴、楚之君称王，而《春秋》改称为子。这一类的改动之所以非常少，孔子是怎样考虑的呢？原来列国史官们都是尽量秉承了历来的史记传统，尽量去据实存录，孔子认同他们措辞的立场和“正名”效能，即便有些是史官从某君主的立场而写下僭越“名分”的表述，孔子也照实存录，以昭示那个君主之妄心。但是宋儒说孔子修《春秋》有“贵王贱霸”之意，是不对的，《春秋》详述齐桓、晋文之事，明显有尚霸之意。这并不矛盾，因为是由周室来推行礼乐之治，还是由某一称霸的诸侯来推行，在孔子看来没有多少差别。《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综史，上自鲁隐公元年，下讫鲁哀公十四年，共记了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孔子将其修好的《春秋》交给弟子们时说：“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何“罪”之有呢？其意者，私修国史是不对的（除非著述于易代之后）。

孔子编定此儒家六经，尤以赞《周易》、修《春秋》为可贵。正如章太炎所说：“《诗》《书》《礼》《乐》，古人以之教士，民间明习者众，……《易》本卜筮之书，《春秋》为国之大典，其事秘密，不以教士，（此犹近代《实录》，不以示人。）而孔子独以为教……”（见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之尚书略说部分。）

以上介绍了孔子生平大要，以及他删述六经的大概情况。

至少，孔子作《周易》书里的“十翼”；作“诗序”；作“书序”；修鲁之《春秋》，这都是不必怀疑的。因为他写定这些文字时都是很谨慎地参考史官之史料，基本上是一种编辑的工作吧，所以他本人说是“述而不作”。“述”的是什么呢？主要还是相关的史实。

孔子是想用“文本的可读性”与“历史的真实”，来保护后来人的一种“常识”。

柳长松

2014年12月于桐荫阁

2022年8月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