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与儿童幸福指数提升(提纲)

刘正山

1 关于“儿童幸福指数”的问题

从各国主流的幸福指数报告看，数据收集中很少覆盖到儿童。关于儿童的幸福指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组织虽然有研究和发布，但并不为学术界主流所关注。

但是，从现实需要看，必须重视儿童幸福指数！

理由之一，“共性”，即儿童具有追求幸福的同等权利。

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并不考虑儿童的权利，比如将不顶嘴，听话，作为“好孩子”的标配。这背后的潜在思维，是成年人与儿童权利的不平等。这当然是需要改进的。

联合国大会的一项决议提出“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项基本目标”。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提出“不可以因为任何原因不公平地对待任何一位未成年人”。

因此，追求幸福不是成年人的专利，也是儿童的基本权利，不应当差别对待。

理由之二，“差别性”，即充分考虑儿童与成年人的知识、体能、抗风险等方面的差别，全社会有责任和义务为儿童追求幸福创造基础。

儿童，很多时候并不清楚，也不知道去争取自己应当拥有的权利。因此，需要成年人的帮助！比如《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实际上说的是儿童未来幸福需要具备一定的软环境。“孟母三迁”，显然就是为了给儿童未来的幸福创造条件。

当然，除了“孟母三迁”这样的家长个人行为，全社会也应当为改善儿童生存和发展的软硬公共环境创造条件。例如，相比成年人，儿童“抗风险”能力弱。因此，专门研究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学者——蒂姆•吉尔说：而今的城市规划，总是围绕着汽车、房屋建筑和经济，但实际上应当是要围绕环境、健康和生活质量展开。儿童友好型的城市，应该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孩子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种种风险，使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能量和想象。

显然，这个外部的安全或者舒适的城市环境，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之一。

理由之三，“时序依赖性”，即儿童时期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成年之后幸福与否。“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有科学依据。《美国科学院院刊》2020年5月5日的一篇论文发现，婴儿期的性格可预测20年后成人的性格。类似的实证研究还有很多。这些研究无一例外的指出：儿童时期的幸福，将对成年后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帮助和提升。

2 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和儿童幸福指数的提升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幸福指数涵盖了城市建设的诸多因素。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儿童幸福的界定，直接包括“城市”。当然，其他食品、健康、教育等等，城市区域中也是必须保障的。又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中，相当多的指标存在于城市区域，并且包括了硬件和软件因素。

另一方面，换个角度，比如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构建儿童友好型城市和社区手册》中也可以看出，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要素，显然是儿童幸福指数的构成部分。手册中提出的“能获得基本服务”，“能生活在清洁、无污染、安全、有绿化空间的环境中”，“能与朋友见面，有地方供他们玩耍和娱乐”等等，无不是幸福指数的构成。

3  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如何保障儿童幸福指数？

（1）成年人应转变观念，平等对待儿童。

除了前面说的共性、差别性和时序依赖性之外，还因为儿童的“比较优势”！比如，在古代，“曹冲称象”的故事中，大人不如小孩子；当今，英国的小孩子能够通过观察和研究蜜蜂，发表学术论文，而我们很多大人还不会写论文。还有一个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案例，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6年级小学生，不仅熟练运用思维导图，还会使用数据，分析苏轼的3458首诗词，写出了比较规范的学术论文。所以，不要再用老的、旧的观念对待儿童了！

（2）从提升儿童幸福指数的目的出发，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

追求幸福，不仅是成年人的目标，也是儿童的权利。因此，我们要为儿童创造良好的城市生活条件，包括为儿童提供安全的社会环境、道路环境，有充足的适合儿童的、多样化的公共设施，丰富的公共空间，充足的绿地等等。这是儿童幸福的重要保障。

（3）让儿童参与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决策之中

尽管儿童的知识储备等方面不如成年人，但是，儿童对其自身的权益诉求，更清楚。因此，在很多国家的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中，儿童参与决策，甚至直接投票决策。

我们的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也应当创造儿童参与决策的条件。

（4）建立约束机制——也就是说，要加强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评估与促进工作，比如，通过“儿童友好型城市幸福指数”，评估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成效，“以评促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