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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一班6组同学毕业时的合影，从我们12个人身上就可以看出77级毕业生的真实生活现状。
    首先我要怀念我们逝去的大姐，前排左起第二位，杨立颖大姐。她是浙江嵊州人，1968年高中毕业，1978年进入杭大时已经28岁了。她学识丰富，为人热情，是我们小组乃至系里公认的大姐之一，经常帮助我们这些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小弟弟、小妹妹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难题。但是，她又和很多知识女性一样，性格比较封闭、内向，感情脆弱，加之是插队落户时结的婚，家庭也不那么和谐，所以她时常郁郁寡欢。毕业以后她被分配到县档案馆成为一个小公务员，却对机关的氛围一直不那么适应。1984年，机构改革开始，她那个县要选择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党外人士、女性作为副县长，选来选去居然把她给选上了。谁都会以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但是她却不这样认为。她先是极力推辞，既而诚惶诚恐，不知所措，最后居然失踪了好几天。后来，人是回来了，但是副县长是决不肯当了，依旧当她的小公务员，而且更加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多年以后，她静静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服毒自杀了。很多人不理解她的行为，我却不以为然。我非常理解她，同情她。当时如果给她分配到学校之类的地方，如果环境比较宽容，如果没有那种突然提拔的闹剧，她一定还会好好地活在我们中间。她是真诚地厌倦机关里尔虞我诈的环境，害怕官场上吹吹拍拍的作风。她曾经来到杭州，向我倾吐她的苦衷。但是她终究没有适应环境，而被环境吞噬了。她的去世给我们所有同学极大的震动，告诉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具有大度的包容性，鼓励和允许各种各样性格的人的存在；告诉我们不管如何，活着就是美好的，要努力适应环境，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道路。
    然后，我要说说我们的大哥，第二排左起第三位，高知贤大哥，乐清人，1966年高中毕业，是我们中文系141位同学中年纪最大的。大哥的学识是我最景仰的，是我们141个人中公认的唐宋文学专家。1982年毕业时，学校、系里竭力挽留他留校任教，但是因为要回家尽孝，他选择了回到乐清，直到今天，除了短暂地几年之外，他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和工作在乐清，先后在广播站、档案馆、县府办、县委党校工作过。毕业时我就坚决反对他回家，劝他留校，因为他的唐宋文学研究造诣足以继承杭大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的强项。前几年，我还和他说，当年要是你留校了，如今肯定就是中国唐宋文学研究的领头人了，就是全国知名的教授了。但是，他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他说，做一个孝子，孝敬母亲，做一个父亲，养育三个儿子，此生足矣。所以，我敬佩他，尽管中国少了一个研究唐宋文学的专家，但是我遇到了足以作为我人生导师的大哥，也是幸运的。这位大哥不仅研究唐宋文学很有造诣，而且行事为人颇有李白遗风，豪放洒脱至极。每每于酒醉之后笔走龙蛇，写下漂亮的格律诗或词。不过，因为醉酒，往往后面一行写在前面一行之上，令我们看不明白。等他酒醒了问他，他也是一脸茫然，答不出所以然来。于是，大家一笑了之。更为搞笑的是，到杭大报到后第一次体检，我和他一起进入X光室做透视。轮到他时，医生说：“你不要背朝我，转过身来！”他回答：“我哪里背朝你了，我不是胸脯朝你的啊！”医生一愣，才回过神来，原来此公内脏居然是倒置的！大约一年多后，他阑尾炎发作，我们送他上医院，诊断时我提醒医生他的内脏倒置，果然发现他的阑尾也是和旁人相反，在左面的！真是世间少有的奇人！
    站在高知贤大哥左面的叫张邦胜，和高知贤是一对唐宋文学专家，写得一手好词，俨然苏轼、稼轩再世。但是，他后来也走上了仕途，从县政府秘书干起，一直到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文化局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主任，算得上是他那个县的政坛老人了。两年前，他来杭州，和我彻夜长谈，深深地表示了对当年选择的后悔，悔不该走进政坛，浑浑噩噩、拘拘束束当了20多年官，还不如当初留校，现在好歹也是个正教授了，总比小官僚潇洒，也受人尊敬。不过人生没有后悔药，如今也就是只有发发牢骚的份了。好在他的女儿完完全全继承了他的衣钵，也读了中文系，去年已经考上公务员了。我嘲笑他说：看看，又走你的老路了吧！
    在高知贤大哥右面的叫景伟民，是一个性格老实，脾气比较倔的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得不错，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但是因为性格不怎么合群，一直提拔不起来。在私营经济大发展的年代，他想变变环境，到一家著名的私营企业当副总经理。一次我出差，到公司去看他，发现这家公司母子家族经营，容不得外人，就劝他赶紧走。后来，果然如我所言，我的这位同学离开了公司。但是因为中断了公务员资格，只好到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听说非常不得志。
    后排左起第一位的叫张晓军，和景伟民、张邦胜一样，他们毕业后都是在县政府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尽管他后来当了办公室主任，但是他实在厌倦文字工作，就想办法调去经贸委做外贸了。在熟悉了外贸门路之后，他果断地以年满30年工龄提前退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自由自在当老板去了。前年为了核对我们小组同学的联络方法，我打电话到他单位，居然听说他已经退休了，非常愕然：他只比我大一岁，怎么退休了呢？他在电话里对我说，这样可以更加自由，做自己的主。
    我们小组12人里只有一个在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那就是我们的小妹妹朱琳，考进大学时她才16岁，是全系年纪最小的同学之一。现在她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毕业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
    当然，我们中间也有混得不错的。我算一个，好歹也是个处长，第二排左起第一个。前排左起第一个缪建云，后排左起第二个陆修钗，和我一样都是个处长。前排右起第一个马光明，我的下铺，以及后排左起第三个俞新尧，混得比我们好些，都已经是厅级领导了。而后排右起第一个张文则是广电集团总裁，权力不小哦！
    不过，总起来说，我们这些在中国语言文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几乎个个都有些性格，个个都不那么合群，混得差的不待说，即便混得好的我也知道私下里有很多苦衷。所以，77级也有他的痛苦、彷徨和无奈，尤其是我们这些学中文的，实在不适合当官，要不怎么有“文人误国”一说呢！
    我曾经在另一篇博文里说到，世界上最纯洁、最真诚、最密切的关系，应该算同学之间的关系。大学四年，首先是成就了我的世界观，成就我的学识，其次就是认识了这些同学。这是大学生活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我永远忘不了这些同学。
    我已经和张邦胜相约，今年夏天组织我们组的同学聚会一次，看看我们还是不是过去的我们。希望我们都不会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