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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昨天晚上十一点开始，我就一直在以高频颤抖的手，拿起电话，准备拨一个号码。

　　这个电话能否拨通，对我本人，对我家夫人即最高领导，以及对我们的人生幸福，都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将对我们的婚姻生活能否又好又快地发展下去，起到一个分水岭的作用。

　　在我的手指因为总在颤抖所以总是按不准号盘的十多分钟里，最高领导已经全然忘记了自己是最高领导、一把手，而是重新变成了一个胆小如猫、满头冷汗的小姑娘。

　　最高领导不说话，或者说她根本就说不出来话，而只是努力地抿着嘴，用锁紧的眉头，用握紧的粉拳，用期待的眼神，在默默地为我拨电话的壮举，加油，加油，加油。

　　是谁，是谁这么厉害，竟然使我齐桓大帅家出现了如此非同寻常的状况？

　　不是别人，正是对门那位超级慈祥的老太太。

　　两个月前，对门换了一家人。这家人的具体配置是一个年轻的老公，一个年轻的妻子，还有一个不算是最调皮的小男孩。本来，这一家人都很正常，跟我家的关系也很正常。

　　可是，一个月前，对门忽然多出了一位后来才知道有多么慈祥的老太太，事情就开始产生质的变化了。这个慈祥的老太太，就是对门老公的母亲，对门妻子的婆婆，对门男孩的奶奶。

    后来，因为这老太太那份无与伦比的超级慈祥，所以我们就套用“超女”一词的专利，私下管这个老太太叫做“超太”。

　　超太既然是超级慈祥，就会抑制不住地、自觉自愿地关心晚辈，就跟我那个远在山东老家、偶尔也来看看我们的我的母亲，一模一样。

　　问题就出在这个可恶的慈祥上。请注意，一般的慈祥，是不可恶的；可只要这种慈祥上升到了“博爱”的程度，宽泛到了所有的晚辈，就变得可恶了。

　　显然，在超太眼里，住在她儿子对门的我和我家最高领导，也是她的晚辈，而且是远离自己本家长辈的晚辈。所以，我们就同样应当享受到她的慈祥。

　　更要命的是，跟超太有血缘关系和法定婆媳关系的对门那三个晚辈，似乎对老佛爷的慈祥毫不领情。特别是对门妻子，甚至还当面作出过超太是个“老不死的”的科学论断。

　　这就麻烦了。鉴于对门妻子在对门同样享有“最高领导”的地位，所以她关于“老不死的”的论断，就在对门每个人身上都产生出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就堵塞了超太在自己儿子家的博爱施展之路。

    换句话说，就是超太的慈祥与博爱，在她自己家是用不完的，有些时候甚至还是无用武之地的。正如一个水库积蓄时间长了就得适当泄洪减压一样，超太作为一名婆婆的慈祥，就总得寻找一个适合的宣泄渠道。

    起初，我并未从骨子里深刻意识到，超太已经开始对我们施展其广博之慈爱。准确地说，人家是如同春风化雨一般，从一点一滴做起的，所以是不容易让人产生警惕和排斥之心的。

    因此，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立即识破超太在自己家丢失了婆婆的技术职称之后，开始实施在我们家竞争上岗当婆婆的严密计划。

　　首先感受超太之慈祥和博爱的，是我家最高领导。那天早上，最高领导要去上班，一出门，禁不住吓了一跳，只见对门超太正站在两门中间，笑眯眯地望着她。

　　最高领导习惯地说：“阿姨，您早啊。”说完，就准备转身下楼。没想到，身子转不动了，因为一只胳膊被超太给牵住了。就是能转动，也下不了楼，因为超太已经把身子移到楼梯口，把必经之路给挡住了。

　　超太说：“姑娘，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天上有块云彩啊，说不定今天会下雨的啊，你只穿这么一件连衣裙，会着凉的啊！”

　　后来，我家最高领导不得不穿了一套现从箱子里翻出来的、带着像超太的情意一样浓厚的樟脑丸味的秋季套装，并且打上了一把大号的雨伞，这才得以下楼去上班。

　　中午下班回家时，最高领导几乎是爬着上楼的，因为她中暑了。至于超太说的那块云彩，到上午九点以后就不见了。后来经我帮她服下两瓶霍香正气水，这才恢复了一点点食欲。

　　接着幸福地感受到超太的超级慈祥和广大博爱的，是我。一天晚上，我抱着一个纸箱子，下楼倒垃圾。刚刚出门，便又碰上超太了。

　　就在我们打完招呼相互侧身让路的一瞬间，超太向我怀里的敞开着的纸箱子瞥了一眼。接着，便硬是把纸箱子给抢过去，放到楼道里了。

　　超太一边翻动着纸箱子里的东西，一边给我上蒸治课：

    “唉，现在这世道，都是怎么搞的，这年轻人怎么都这么不会过日子啊！我说小伙子，你看看你看看，这些苹果，削一削还能吃么，怎么能扔掉呢？这些塑料袋，洗一洗晒一晒，还能拿去买菜用么，怎么能扔掉呢？还有这个纸箱子，虽然脏了点，可还能卖好几毛钱啊，怎么能扔掉呢？”

　　后来，我跟我家最高领导不得不吃了一个晚上的棉花状苹果，因为那几十个春节时别人送的、放在阳台一角忘了吃的苹果，不仅每个都坏了一大半，没坏的部分也都干透了。不过我没敢让我家女儿米米吃，因为我宁肯把自己吃得撑出毛病来，也不能冒让米米吃坏肚子的危险。

　　至于被超太以刀下留人的姿态抢救回来的那些塑料袋和那个纸箱子，我不得不采取化整为零的措施，剪得碎碎的，一小把一小把地装进公文包里，陆续带到单位办公室去丢进纸篓。

　　慢慢地，超太的慈祥深入到我家的任何一个角角落落、层层面面了。

　　甚至包括我和最高领导的说话问题。声音大了，超太会来敲门，说：“结了婚住到一起，就是缘份，怎么能总是吵架呢。”声音小了，老佛爷也会来敲门，说：“是不是又吵架了，要不怎么谁也不理谁呢。” 
　　那段时间，我开始学着从办公室里往家偷东西，主要是偷办公桌上配发的小便笺。不偷不行啊，用量太大了，要知道我跟最高领导在家里的所有对话，比如“你喝不喝水，想喝我帮你倒去”、“你想看哪个台”，以及“快去，水都烧好了，又想偷懒不洗澡是不是”等等，都是通过相互写便笺来进行的。

    在传递便笺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每隔五分钟左右，就轮流发出一声不轻不重的笑声，以证明我们没有因为吵架而谁也不理谁。就连我偶尔犯了一点什么错误，比如洗脚动作太慢而遭到最高领导掐一把、拧一下的惩罚时，我也不再发出“啊啊啊”的惨叫声了。

    我有理由相信，超太隔着墙壁或门板听到的，只是我那爽朗无比、开心无比的“哈哈哈”的大笑声。
　　我们还准备练习写盲文，因为有些话是必须要在熄了灯的情况下才能说的，但又不想让墙壁那边的超太听到，所以必须得练习盲文。后来，由于盲文太难学，我们就改变方式，很快就学会了用手指在对方身上比较柔软、不会出声的部位敲鼓点的办法来传递信息，进而对生活中的某些问题达成共识。

    如何适应这样一种新的形势，对五岁的米米来说有点困难。但好在她素来比较听话，所以这就没有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只不过有一天幼儿园的老师碰到我们时，拐弯抹角地说了一句：

    “米米最近挺好玩的啊，总是有话不说，却喜欢在其他小朋友肚子上敲鼓点儿！”

    对此，我没有解释，只是说，以后会好的。

    不管怎么说，我家已经成了这样一种状态：一到熄灯以后，就没动静了。

    但是，这显然没有得到超太的认可。因为昨天早上我跟最高领导带着米米同时出门准备去逛街时，看到超太已经提前堵到门口了。慈祥的老人家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把我们打量了一阵，然后慈祥地说：

    “年轻人，这样可不好啊。不能因为有了一个孩子，就再也不过夫妻生活了啊。我说得没错吧？你看看你们家，一到晚上怎么就总是睡得那么沉啊，啥动静都没了。”

    一听这个，最高领导立即把双手捂到了米米的耳朵上，然后冲我使眼色，意思是叫我想办法，赶紧脱离险境。

    超太也跟着把目光对准了我，用手指头点着我说：“小齐，这事得怪你，男的得主动！得主动！”

　　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们是如何逃回家里的了。我们取消了逛街的计划，火速开始捣腾房间。忙活了一整天，终于把客厅跟卧室调换成功。原先，是卧室跟对门只有一墙之隔，现在变成客厅跟她家只有一墙之隔了。

　　按照我的计划，还准备订购一套电台播音室专用的隔音贴板，把全家的每一面墙壁都装上一层，不过后来没落实，因为最高领导说，这不一定会管用，隔壁只要在墙上打个洞，还是什么都能听到看到。

　　吃过晚饭，看着电视，最高领导一直在沉思。后来，她用便笺给我写道：

    “对门超太，不是你妈化妆的吧？”

    我立即回写一条，表示坚决同意她的怀疑。因为几年前我家最高领导那真正的婆婆，也就是我真正的亲妈，曾经过来跟我们住了一段时间。我妈是个好妈，也是我家米米的好奶奶，但却一直不能成为她媳妇眼中的好婆婆，也没有承认她媳妇是个好媳妇。尽管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但最终却总是不能实现和谐，直至最后闹僵。于是，我还是不得不决定把她老人家送回山东。

    正所谓近臭远香，她们俩这一分开，关系就基本重新实现正常化了。唯一的问题是，我妈想念我们时，却总是因为远隔千里无法说见就见。

　　难道……我没敢再想下去，而是立即作出决定，打开头说的那个电话的。终于，我的手因为抖累了而不再抖了，打往千里之外的山东老家的这个电话，终于拨通了，万幸，接电话的是我的老父亲。我拿手捂住话筒，悄声问：

　　“爸，是我，是、我！我妈在不在家？在家啊！那，那我妈这些日子说话吃饭走路什么的，都正常吧？……”

    我爸说：“好着呢！不用担心！这么晚了你还打什么电话，快睡觉！”

    于是，我的心放下了一半，因为这个电话证明，对门超太不是我妈化妆过来的，更不是我妈因为太想念我们而出现梦游托体。

    看来，对门超太只不过是想在我家竞争上岗当婆婆而已，没有别的。不管怎么说，我明天得找超太的儿子好好谈谈了。

（大帅原创  2008/07/18  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