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是我仰慕尊崇的国学大师。或许是“尊师及徒”吧，对其弟子陈来，我也抱有莫名的好感。据说，陈来不负冯老先生的栽培，除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有较高的修为之外，在写作上也很有一些功夫，所以冯老先生驾鹤西去时，还由他执笔写了长长的悼词。

十年前，曾读过陈来教授写的《宋明理学》，比较通俗，更像一本教材。但不管怎么说，读过之后还是颇有收获的。三年前又购得他写的一本《朱子哲学研究》，语言便有点儿佶屈聱牙，令人不堪卒读。当时我就有点儿后悔，觉得拿白花花的银子换回如此劣品，实在有点儿不智。

昨天又拿到2010年9月号的《读书》杂志，翻开看时，第一篇赫然又是陈来教授的大作，题为《北京现代城市文化的传统与变迁》。这题目显得颇有思想，让我再次肃然起敬，于是经过一番焚香淋浴，又往干涩的眼里滴了几滴润洁滴眼露之后，我才恭恭敬敬地阅读学习起来。但我再一次不无悲哀地发现，这位陈教授的文章怎么越发让人看不明白了？倒不是他的思想越来越深奥，而是说的话越来越不像话，让人读了不知所云。

让我们来看一看文章的第一段吧。陈来教授是这样写的：

现代城市文化的发展，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而处在“现代中”（其近义词是“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城市，最集中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和冲突。城市的文化传承与更新，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城市的建筑景观与风貌格局，另一方面则是城市的人文情态，即包括城市人的生活态度、行为特性、人际关系。前者是“建筑——物质”层面的，后者是“精神——行为”层面的。以往讨论城市文化的传统多注目在城市建筑美学上，其实城市文化的讨论必须同时关注城市的人文情态，不能“见物不见人”。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现代人文情态之变迁为例，我将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观察城市文化在历史变动中的转变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这段话虽然是用汉字写就的，但的的确确不是中国话。我敢打赌，地道的中国人是决不会说这种话的。在现实中，如果谁说这种话，一定会被误认为是其语言中枢出了问题，所以竟然这样颠倒错乱。陈来教授的这段话共有五句，其中第一句、第四句是明显的病句，其它诸句则不符合中国人讲话的特点。中国话至少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多用短句，古文言多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就是较长的了，所以读来铿锵有力；二是多用单句，一句话说不清楚，便用两句，不像西洋一样，是句子套句子的复句，所以主谓宾一目了然，读来也不至于让人憋大气。所以，如果要以中国话来写这一段，应当是这样的：

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而处于“现代中”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对于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来说，现代城市文化的发展集中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和冲突。城市的文化传承与更新，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城市的建筑景观与风貌格局，另一方面是城市的人文情态，包括城市人的生活态度、行为特性、人际关系。第一方面是“建筑——物质”层面的，而第二方面则是“精神——行为”层面的。按照以往的传统，对城市文化的讨论多着眼于城市建筑美学，这有点儿“见物不见人”的缺憾。对城市文化的讨论必须同时关注城市的人文情态，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下面，我将以现代人文情态的变迁为例，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对城市文化在历史变动中的轨迹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作一番观察剖析。

这样说才符合中国的语法习惯，中国人才会明白。如果陈来教授愿意让国人较好地接受他的学术观点的话，他应当这样做。但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我想原因不过有三：一是读了很多由半吊子翻译的西洋书，被熏染的；二是文字功底本来就很差；三是思想浅薄，只好用这种让人看不懂的语言来掩饰，以故作高深。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一点却最明显不过：连话都说不明白的人，是没有资格成为国学大师的。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个故事：某人戴着博士帽回家，让他爹看了高兴得都找不着北，不料，这仁兄说话很有一点儿陈来教授的风格，满口中国字却连不成一句中国话，惹得他爹勃然大怒，一巴掌把他的博士帽扇到了猪圈里，骂道：“他妈的，你个兔崽子，戴了个鳖壳子，就吃土饭、放洋屁？！”

我们的教授、学者、专家在国内，吃的既是中国饭，建议也不要放洋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