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杯酒——追忆班长甘首键
去师达报名,路上接陈修元电话,提到甘首键去世了,就在年前,肝癌。他以为我已经知道。但我不知道。
说不出的震惊!
尽管早在十年前,母亲去世,我就已经对生死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洞悉,但是每当听到有熟悉的人去世,还是会有无法言喻的震惊和迷茫。
他可能是大学同学中的第一个吧?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有同学开始离世了,一个、两个、三个……
“怎么会是他?!”每当听到熟人去世,总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又该是谁呢?无论是谁,难道换了别人,就不会震惊?一个熟悉的人突然去了,就这么消失了,不在了,虽然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仍然让我迷茫,内心有一种巨大的困惑,我想不清楚它是什么,只觉得被一股气息压着,沉重而朦胧。
甘首键是我们的第一任班长,后来是学生会主席,为了区分先后几任班长,我们总是称他“老班长”。他入校时已经二十四岁,我才十六岁,他是班上年龄最大之一,我是最小之一,按理说差距很大,但我们是同一个班、同一个小组的,经常在一起活动,他当班长的时候,我当过一年副班长,工作上也联系甚密,所以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当时的人还比较封建,男女生之间交往谨慎。但对他是个例外。仿佛因为他是班长,又仿佛因为他年龄很大,还仿佛因为他已经有了女朋友,好像就有了安全感。其实,这一切理由都很脆弱,但情况就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在校园相遇,会一起散步,有时陪他上街买烟,顺便亦逛逛商店。甚至一起看电影。至于学校组织的舞会,还有当时盛行的集体舞,什么“金梭银梭,时间在穿梭”,我们都是舞者之一,在一起的时间相当多,但并无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就是好朋友,仿佛铁哥们儿。
我们这种关系大概大家都看得出,于是有女生找我托他传话,表达对某男生的好感。有男生对我有想法,也委托他来试探。记得我们就此事在湖边聊了很久,当时我已有男友,他从方方面面作了分析,虽然此次做媒并未成功,但现在回忆自己的人生,回忆当初他的忠告,确实是非常中肯、非常正确的。
大学四年,与异性同学间的关系,再没有比他密切而坦荡的了。其实,不光是我,他是班长,相当于半个辅导员,和女生接触最多,却没有一例绯闻传出。现在想来,那些表面的理由都不是理由,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本身就是个磊落的人。
毕业分配时,以他的资历和影响力,要留在重庆是轻而易举的,但他却选择了回到梁平,回到那个川东小县,回到女朋友和父母身边。在学校时,大家都公认他在仕途上最有前途,但几年下来,他进步不如想象的大。毕竟起点太低。其实,当初他的选择就已经是一个预兆,说明他不适合官场那一套。后来几个好友议及他的仕途,议及他的不如意,也都认为他骨子里其实太理想化,太文人化,并不适合在官场混。
但他依然混出来了,在经历了很多年的低迷之后,最终身居要职。当时他来电话,告诉升迁的消息,颇义气地说,现在说话管用了,可以为大家做点事了。其实,我那时已经退回书斋,需要的也就是一个台灯、一个电脑而已,但他如是的表达还是让我很感动。
他从来就是这样的人,性格豪爽,侠肝义胆。新生入校时的第一次聚餐,我和他都被小组同学推上前线,去给别的小组敬酒。敬来敬去的,他喝醉了。有人说他太实在,别人都兑水,或者假喝,他却经不住劝。其实他酒量很大,据说是白酒一斤,但在我印象中,他醉过好几次,这和酒量无关。
那次新生聚餐,我也是醉了的。不仅是那一次,我一生中有过很多醉的记录,我也是个容易醉的人。很佩服别人能喝假酒,又经得住劝,但我做不到,每每觉得很惭愧,也由此知道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真喝的,一类是假喝的,我只能与前者为伍。
真喝,这是他的致命伤,不仅在官场上没有走到足够远,就连自己的身体,竟也栽在这两个字上!
最后一次与他通话,是在2005年11月16日,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头天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人生一杯酒》,里面就有他。第二天中午突然想给他打个电话,就打了。电话正说到一半,有人来叫他去赴饭局,我不好意思打扰,匆匆挂了。临挂前,他还说近期可能会来北京,希望能见一面。
不想那竟是最后一次通话。也不知他的肝癌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不知道最后这段时间他是怎样度过。突然有种宿命的感觉,那天的文章写的是酒,给他打电话,他正要赴局喝酒,最后这个肝癌,应该也离不了酒!
又想起了那篇文章里写的那次喝酒。那是毕业后他第一次来成都,我们几个同学约去游乐场玩,让他坐过山车,我们在下面等着。下来的时候,他大声嚷嚷着,太紧张了!太紧张了!肩膀都顶痛了!脸上那种兴奋劲儿,简直像闪电一样在一股一股地喷。
现在忆起他生动的表情,心中阵阵着痛。
人生有太多的枝蔓,对于一个人,我们其实无法评说。只有追忆,任点点滴滴的细节,涌动于心潮之中。
人死如灯灭。灯虽灭,但它曾经照耀过的,已跳出黑暗之中,显示出自身的存在。一切的“在”,都是因为它被人感知。活过、亮过、在过,这便是人生的意义吧。
————————————————————————
附:
人生一杯酒
曾经,在某系统采访时,我一个人去给领导敬酒。领导有十几个,坐在一桌,我去是有点打赌的味道,看能不能让每个领导都喝一杯。结果,每个都喝了,一人一杯,一圈下来,我自己也下了十几杯。
酒是五粮液,正宗的,直接从厂里拿来,很醇,杯子也小,居然没醉。
那一圈酒给我赢来了极大的声誉,但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后来我在那个系统的采访,就没有一次是清醒着结束的——人家说,你要是不醉,就没有把你接待好。
其实我并不喜欢那种喝法,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所喜欢的喝法只有两种,一种是朋友在一起放开了豪饮,一种是自己一个人,自斟自饮。
朋友在一起豪饮,当然是常有喝醉的。有几次印象很深。
有一次,大学时的老班长到成都出差,他毕业分到川东的梁平县,当了一个小官。那次见面距毕业大概有三四年。他没带什么贵重礼物,而是带了一大串自家腌制的豆腐干,颇硬,颇香,极有嚼头。我就把在成都的几个同学叫来我家,喝酒。自己做了几个菜,班长带来的豆腐干也拿来下了酒。仿佛又回到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代,好几个同学都喝醉了,吐得厕所里几天都是酒味。班长喜欢唱歌,我们又去卡拉OK厅。那时的OK厅还是个新鲜事物,环境比较健康。班长选的曲目还是时尚的,好像有一首《小芳》,但是他一开口,“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完全是川东民歌风味,不管点的什么歌,全都唱成那调,笑得我们直不起腰。
后来过节的时候,梁平县里给省上送柚子,一大车。他在操办这事,专门拿了一个大编织袋,装了几十个,嘱司机送到我处,再由我和吴宁按他附上的名单,逐一送到同学手里。当时我只有自行车,一车也装不了几个,同学又住得分散,我白天要上课,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去送。这一圈柚子送下来,足足跑了半个多月。
好多年没和班长喝酒了,想起他的豆腐干,想起他的柚子,味道长得很。
要说喝酒的豪爽,汉族比起藏族、蒙族、彝族等等,要逊色很多。酒本来就是性情之物,大概少数民族保留了更多原始的率真,在他们那里,喝酒不是一种计谋,而是一种享受。
我一生中当众喝醉的情况并不多,但在内蒙草原,却留下笑话——每次去,每次都要醉。
儿子说,你就不能不喝吗?把酒悄悄倒了。我说,是我自己想喝的。
第一次去锡林郭勒,朋友带我们去了一个牧民家。牧民杀了一只羊,就那么一大盆手把肉,一盘血肠,一盘奶皮,一碗咸菜,一大屋子人坐着喝酒。酒就堆在墙边,啤酒是用绳子扎起来的,十几瓶一提,堆得半人高;白酒以箱来论,喝完又开,喝完又开,也不知喝了多少。
开始我还保持着清醒,尽量少喝。但是当老阿妈和这家的女婿(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开始给我们唱歌的时候,我就稳不起了。
老阿妈是如此的慈祥,小伙子是如此的淳朴,他们一直站着,也不吃东西,就是唱歌来劝你喝,劝你吃。他们就那样一支接一支地唱,那种悠扬婉转的蒙古长调,仿佛和屋外的星空、屋外的草原一样,让你一下子就跌入一种深邃的纯净之中。
一支歌就是一杯酒。老阿爸微笑着,用不熟练的汉语请你喝。他自己先一仰脖子,下了,你也情不自禁一仰脖子。就这样一杯又一杯。他们的歌仿佛永不枯竭,一支接一支,想也不想,就那么一支接一直地流淌出来。
“婉转的锡林河啊,像恋人倾述衷肠……”
“我的母亲是牧人,她的心像马奶子一样纯……”
这些歌词大意是一个朋友翻译给我听的,他姓耶律,身材十分剽悍。他每翻译一段,我就忍不住赞一声:“好!”他便举起酒杯,说一声“干!”,我们一仰脖子,一杯酒又下去了。
走的时候,已经半夜,我们都已经跌跌撞撞的了,朋友还要开上吉普车去“拉荒”。老阿爸拿出一个相机,说:“我们留个影吧,就这么走了,什么也没留下,什么也没留下。”
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我说2008年你们来北京看奥运会,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他们都答应了。但我心里知道,也许永远不会再见面了,我经历过太多太多这样的告别,我知道就是这样。我们握着手,握了很久,一直到我上车。
后来每次去草原,他们都会这样介绍我:“她上次喝酒喝哭了。”其他人就会说:“好!你是我们蒙古人的朋友!”在草原,这是最高的赞扬。
我的酒量并不大,白酒上了三两必醉无疑,所以应酬性质的酒,我基本上不沾,人家看我貌似淑女,一般也就饶了。
平时私下里喝酒,就是自己独斟独饮。豪饮求的是痛快,独饮求的是自在,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我通常是倒上小半杯自家炮制的药酒,就着家常小菜,小口小口地,让酒的热力慢慢流遍全身。渐渐地,筋骨松软了,精神也松懈下来,思绪飘忽,晃晃悠悠,说不出的舒坦。
家人已经习惯了,如果我不找他们说话,他们也不来干扰我。我不是那种一喝酒就话多的人,我只是喜欢想,坐在那里想,在那种微醺的状态下,神游于心灵的各个角落。
有时候也有灵感出现,脑子里忽然冒出很多美妙的句子。偶尔我会把它们记下来,但大多数时候是任它们飘走,飘来又飘走——这是一种享受,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奢侈的事了。
(贴完这篇文章,看到那句“2008年你们来北京看奥运会”,现在就是2008年,奥运会已近在眼前,当年的场景却如梦一般,遥远而飘渺。心中有说不清的惆怅。)
加载中,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