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下午2：30始，在中国农业大学（西区）人文与发展学院（西区正门左手20米处小白楼一楼008会议室），河南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会员生产的无公害大米价格听证会就要召开，购米包地这一制度创新进入关键阶段。
       来自南马庄村的生产者代表和北京市的消费者代表坐在一起联合商定无公害大米的价格，以温铁军、张正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居中做协调者。一种新型的价格生成机制将从这次会议产生！
       消费者和生产者，历来被视为一对矛盾，消费者要求质优价廉的产品，而生产者希望能得到尽量多的利润，而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衔接和沟通，通过市场来进行。对于市场来说，要完成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沟通，需要经过从生产者到小商贩再到批发商再到零售商最后才到消费者的几个阶段，链条太长，在实现社会产品分配的同时，出现了许多损害消费者也损害生产者的问题。
       农民种地划不来已经成为常谈，那么，有没有一种可以使农民种地吃定心丸的方式？农民合作社遭遇市场难题，那么，新型的有利于合作社生存的市场方式有没有呢？农村土壤里含的有害物质越来越多，那么，能否找出一种有利于土壤改良的制度组织方式？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那么，和谐城乡互动方式都有哪些呢？市民想吃新鲜食品，健康食品，现存的市场方式能保证吗？市民想手挽手帮农民一把，那么，可行的方式都在哪儿呢？
       “购米包地”作为一种新型的消费模式，起于今年4月28日夜间在北京乌有之乡的一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著名学者温铁军、汪晖、黄平、黄纪苏、祝东力、韩德强、何慧丽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市文明消费合作社”，各交100元给南马庄的农民，各认购半亩南马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无公害大米。
       在食品安全日益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话题的今天，通过“购米包地”的方式，省去了中间环节，让消费者和生产者能够结合并沟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无处不在的风险。直接连接消费者和生产者，省去了中间环节，通过消费者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之间的联合以及两个组织内部的监督，能有效保证农产品的安全，保障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
       这是一个试验，但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个试验呢？早在2003年8月，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被派到兰考挂职担任副县长。何慧丽对现存的发展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带领农民参加著名学者温铁军创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培训，启动了民间知识分子在兰考的新农村建设试验，“人人都是科学家，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哲学家”成为何慧丽追求的目标，合作社、老年人协会、文艺队成为这场试验的产物，在六个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
       南马庄是黄河岸边的一个村庄，有300多户1400多人。2004年春天，该村支书张砚斌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习，回村以后就组织70多户农民成立了合作社，将原来单薄的“小舢板”结成“大船”，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更好的利益和保障。
       虽然一直倡导建立农民组织，但温铁军、何慧丽反对农民在没有市场渠道的情况下进行生产合作，“因为全世界的生产合作95%是失败的”。但更多专家对农民的生产合作给予了很大希望。合作社建立以后，许多专家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纷纷到南马庄给农民讲课，给农民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2005年初，合作社种植了无公害大米。结果年底，付出了实际行动的农民遭遇市场陷阱，一方面大米滞销，另一方面还受到一些不法商人的欺骗。
       在这样的背景下，何慧丽挺身而出，依靠新闻媒体的宣传，掀起了“教授卖大米”的高潮，4月28日，温铁军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市文明消费合作社”，启动购米包地活动，向农民交纳100元定金，预定农民半亩地生产的无公害大米，到大米收成的时候再按照双方协商的价格全部收购。
       截至5月底，一共有79户市民和单位承包了南马庄的145亩地，包地的市民除了几位发起人之外，还包含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中国科学院等专家、教授、研究员，以及一般教职员工，还有公司等单位。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管主办、广东人文学会协办的《市民》杂志一直积极关注和支持北京市民的购米包地活动，并在行动和资金上部分支持何慧丽的试验，赞助了2006年7月24日的开封大禹论坛，组织了2006年国庆期间赴兰考南马桩考察的“北京"兰考城乡互动第一团”的活动，努力促进城乡合作。
       北京消费者包地花费的100元只是作为定金，无公害大米的价格并没有定下来。介于此，以促进城乡合作为己任的《市民》杂志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以及正在筹备中的“北京市文明消费合作社”、“城乡合作中心”一道，召开这个价格听证会，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来定价，颠覆过去价格由某一单方决定的恶性竞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