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经济评论》,2003年1月16日

 

□戴维·墨菲(著)

□宋炜(译)

    步入Omakha老师的授课教室，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在贫困的农村地区，知识的火种仍在顽强地燃烧——这是在中国西南部喜德县一个名叫Yizijue的乡镇。21岁的年轻老师Omakha，承担着由54名儿童组成的班级的基础教育工作。这些孩子们身穿打着补丁的衣服，所用的课桌也是粗糙的木桌；但他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就象接受检阅的部队一样，异口同声地回答Omakha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尽管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5岁，最大的已经13岁，但是这些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第一年在学校生活，”Omakha说道，“年龄较大的孩子以前因为家里太穷，所以迟迟不能进入学校。”
    在学费为每年100人民币（12美元）的小学度过的几年时光，也就是这里大多数孩子一生所接受的全部教育了。在喜德县，人均年收入只有60美元，这使得接受教育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不啻是一项奢侈消费。Omakha估计，在现在班级的学生里，大约只有20名可以进入中学继续学业，而中学的学费是每年500至600人民币。“大多数人将会回家务农，”她指出。在距离中心城市更远的地方，情况更为恶劣。
    喜德县农村学校里的学生都是彝族人，但是他们和中国大多数的农村学生一样——他们的未来由于接受教育成本的提高而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国的农村学校没有得到充分的财政支持，处在非常悲惨的境地。”北京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中国农村教育专家王容如是说。
    据官方媒体报道，在中国有200万儿童所在的家庭无法负担他们的学费。然而，独立观察家指出，实际数字要高出数倍，其原因是，官方机构只统计了学期初的登记人数，却没有考虑到开学之后大量的退学情况。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继续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地方官员任重道远。
    农村教育的困境和遍布全国的基层政府财政危机是紧密联系的。很多农村的财政赤字主要是由于提供基础服务的费用逐渐增加，其中也包括教育；平均而言，这部分费用占去了地方财政总支出的四分之一。目前北京所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旨在减轻农民负担，但这可能会使举步维艰的农村教育雪上加霜。地方税收额的降低无疑将导致教育预算的减少。
    王容认为，省级政府应该对教育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央政府也应该建立起一套透明的转移支付机制，专为贫困儿童提供资助。“应该把这一套转移支付机制摆放在和其他重大财政支出同样重要的位置上。”王容指出。